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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一种以畜牧化、武装化、移动化为特色的人类生计在欧亚草原带上开始传播。春秋战国时期之“戎狄”便是这种生计人群。戎狄向南发展，于是东周诸侯国利用会盟、尊王攘夷等方式来凝聚彼此的认同，以保护及垄断南方资源，“华夏”与“华夏边缘”（指华夏的非我族类观）这些概念因此逐渐出现。华夏自称黄帝子孙；当时的“黄帝子孙”华夏族群，与近代以所有汉裔中国人为黄帝子孙的族群建构不同，指的只是统治阶层贵族而已。随着这种华夏认同的逐渐形成，秦汉帝国出现。在此需提及的是，我认为以共同祖先记忆形成的民族或族群，应当有两个基本性质：一是他们由想象的共同祖先凝结在一起；二是有共同的资源意图，即保护或扩张共同的资源。族群是一个空虚的东西，其意图需要某种政治组织来执行。秦汉帝国就是这种执行华夏意图的政治组织。因而由此角度来看，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并非十分新颖的概念。 华夏及中原帝国形成后，随着帝国的向西扩张，中原华夏心目中的“羌人”概念便逐渐向西漂移。我认为“羌”并不是指特定民族，事实上在古代也没有一个民族自称为“羌”，它是早期华夏认同中“非我族类”的概念；当许多西方人群被纳入华夏域中而成为华夏之后，人们便指更西方的人群为“羌”。我探索从商代到汉代“羌”这一人群及地理概念的变化，以此我所重建的并非一个少数民族羌人的历史，而是华夏本身发展的历史。《华夏边缘》一书的副标题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其中我也讨论到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假借华夏的祖先记忆来成为华夏。 在秦汉帝国这一个人类生态体系形成后，1-6世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时期此一人类生态体系向外扩展深深影响其四方周边人群，而其周边人群对此的回应与反击，又使得整个华夏与华夏边缘人类生态系统得到些调整。譬如，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集结成国家，以国家武力来突破华夏的资源封锁线，逼得汉帝国不得不以开口贸易及岁赐等方式，将长城内的资源流出一部分。这便造成一个新的人类生态的状况——靠近内蒙古中南部的游牧部族很难离开长城，因此与漠北的游牧部族难以同心同德，终造成南北匈奴分裂。这一时期形成的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关系影响深远。一直到现在，内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外蒙古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从人类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与汉代南北匈奴分裂的意义相似。 在东北地区，汉帝国的人类生态体系通过设置郡县的方式一直延伸到辽河流域及朝鲜半岛北部，这引起当地较大的扰动。当地群体用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模式来应对汉帝国的扩张，一为高句丽王国，一为乌桓﹑鲜卑的部落联盟。这两股势力同时发展，使得汉帝国的郡县在当地无法存在。后来，鲜卑的部落联盟最为成功，他们突破长城，建立北魏政权，甚至还向西征服草原，并在东边封锁高句丽的发展，使得高句丽王国迁都于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王国往朝鲜半岛发展，加剧了朝鲜半岛上各个地域国家间的资源竞争，促使朝鲜半岛各国朝向统一的国家及人类生态体系发展，也阻止了早期倭国政权往朝鲜半岛南部发展的努力。 由此可见，在1—6世纪这一时期，一连串的华夏边缘人群对秦汉帝国人类生态体系的回应，在很多地方都造成不同的人类生态模式，此也就是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譬如，对于南疆而言，中原人类生态体系扩张到这一地区，为本地山间及丘陵村落人群带来的最大压力是王朝的赋税问题，此一人类生态一直延续至近代。而在中原帝国的西疆，各个高原游牧部落则常组成短暂的部落联盟来与中原帝国对抗，这种对抗一旦结束，这一地区各人群便回到部落与部落之间永无止境的战争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