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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文本 在我注重边缘研究的同时，我也提出“边缘文本”（border text）这样的概念。Border Text这个词，曾出现在西方学者关于美国之中南美移民文学的研究中，但我对此有不同的界定。何为边缘文本？简单地讲，即不合文类典范的书写或口述文本。如一本不合方志文类的方志，如前面提及的王崧所著《道光云南志钞》，如一不合民族志文类的民族考察报告，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所著《川西调查记录1929》，如《岭表纪蛮》一本介于蛮荒记异与民族志文类之间的早期民族志书写，如边民口传的似神话传说的本土历史，等等。 在此我以黎光明的《川西调查记录1929》为例。黎光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成立时的一位助理员。该所刚成立不久，黎光明便受委任往川西作边区民俗调查。黎光明与其友人王元辉，一位当时脱离革命队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以半年的时间旅行于川西的汶川至松潘间，造访当地城镇与村寨中的“西番”、“土民”与“羌民”。但是黎光明等人并无民族学知识背景，他的研究动力在于国族主义下的边疆探索。因而如果从民族志典范来讲，黎光明的《川西调查记录1929》不是一个好作品，甚至有许多偏离学术的戏谑之语。譬如，在这本书中有一段嘲笑喇嘛的文字：“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这段文字之所以让人觉得好笑，是因为黎光明心中带着“国民”的概念，在此概念中“国民”是对国家之历史﹑地理﹑政治有一般性常识的人。怀着这样的“国民”概念，黎光明才会认为本地人之知识贫乏得可笑。黎光明之报告中这段文字记载，其实表现的是国民基本常识亟需在此国族边疆推广，也表现“国民”概念在当时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心中。 黎光明在田野之言行，又处处表现他自己，从国族核心来的人，是科学进步的，而国族边缘人则是落后的。怀着这种思想的黎光明与王元辉，在田野调查中常以他们所带着的“科学”物品，如铅笔、废电池、火柴盒﹑糖精等，作为社交礼品送给当地土司或喇嘛。其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土官家人问他们那些东西是不是洋人做的。他们明知道那些都不是当时中国所能做的，却向边民吹嘘说这些都是成都有的。他们在该报告中写道﹕“我们只好这样答应；惭愧。”这样诚实的边缘文本，更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在国族主义下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提供我们非常丰富的研究材料。不只是他与王元辉留下的文字书写报告，黎光明本人的一言一行及其生平事迹，以及前面提及的王崧晚年偏离典范的作为与事迹，也都是种种“符号”，构成值得我们研究的“边缘文本”。 最后，我以“凹凸镜隐喻”来作结，也藉此说明这整套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我们对外物的认识，对许多社会文化的认识，包括学术性知识与常识，都受到自身种种偏见的影响。这就像是，以凹凸镜观看镜下的物体，我们所见的只是此镜面上扭曲的表相。在社会研究中一个能得到“近似真相”的方法是，移动此透镜，观察镜面上的表相变化，发现其变化规则，如此我们能大略知道镜下的物体，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此镜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得于文化及学科典范的偏见。例如，我们用这一方法来分析前面提及的“英雄徙边记”文本，移动凹凸镜于各个“历史”之间，观察镜面上的图像符号变化——奔往东北朝鲜的为殷商的王子，奔往东南吴地的为周王子。商﹑周都是较核心的华夏符号，王子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符号；由此可知华夏希望东北和东南的人群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因此为他们构建较尊贵的祖先历史记忆。将此镜移往西南及西北，镜面上出现的符号分别是楚﹑将军，与秦﹑逃奴。可知在当时中原华夏认为西南、西北异域人群的华夏性较逊。我在川西羌﹑藏间的移动式多点田野调查方法亦是如此。移动观察及比较表相及本相，这种方法一方面让我能解读各种边缘文本，也就是解读镜面上的表相，以及约略知道镜下的人类生态本相，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了解各种透镜的性质，也就是影响我们（羌族与我）认知的社会文化“偏见”，如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叙事情节，以及刻板的学术法则等等。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整理：赵丹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