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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人所讲的“弟兄祖先历史”也是一种表相，对应着上面所说的注重邻近各个人群“区分”的人类生态本相。表相与本相之关系，在此也就是文本（历史记忆）与情境（族群认同与相关人类生态）间的关系。这种情境本相，简单地说，便是因为资源竞争激烈，每个小群体都要保护自己的资源，又要与邻近群体合作保护共有的资源，同时又彼此竞争资源。在这种合作、竞争、对抗的群体关系中，每一沟的村寨人群几乎都有一种历史记忆——若一条沟里有三个寨子，关于这三个寨子的人群祖源，当地人讲：从前有三个兄弟来到这里，老大到一寨，老二到二寨，老三到三寨，他们就是这三个寨子的祖先。如果换成一地区有六个村寨，人们会说另一个六兄弟的祖先历史。这种听起来十分荒谬的“历史”，我在每一条沟里都听说。于是我思考：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这样的“历史”？逐渐地我明白，是因为人们活在“历史”所建构的世界中，人们的一切行动都依循此“历史”所规划的族群关系，因此人们也对此“历史”深信不疑。我称此种产生“弟兄祖先历史”的历史记忆文化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 这让我反思，我们所有存在于资源分配阶序化﹑权力集中化社会的人们，其实是生活在另一种历史心性中；这种历史心性，我称之为“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因此我以《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对整个华夏的英雄历史进行梳理，说明华夏的发展与变迁过程，也是英雄历史的建构与再建构过程。尤其是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华夏不但完成自身以黄帝为始祖的英雄历史，也为周围人群建立一些英雄历史。这种中原华夏为其周边异族建构的“历史”有一共同情节：一个失意或受挫的英雄流落到边远异国，然后成为本地土著的统治者及开化者，其后裔也世世在本地为王。我称之为“英雄徙边记”的历史。这些“历史”如，一位劝谏商王不成的殷王子箕子，远奔于朝鲜，成为开化朝鲜的圣王；一位不得继承王位的周王子太伯，奔于南方荆蛮，成为开化吴国的圣王；一位楚国将领庄蹻，打下滇国后，因不得返回母国而留此称王；一位秦国的逃奴无戈爰剑流亡到河湟地区，被当地的羌人敬奉为王。 我们为何相信这些是真实的历史？为什么这些历史都有一定的模式？这显示，不仅是刚才所讲到的羌族“弟兄祖先历史”有一定的叙事模式与情节，我们所相信的“英雄祖先历史”也有既定的叙事模式与情节。便是如此，在明白羌族的“历史”后，我以同样的逻辑来重新思考自己所熟悉的种种“历史”，思考华夏怎样建构自己及周边群体的英雄祖先历史。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原周边人群是否接受华夏为他们所创建的历史？例如，朝鲜半岛的人怎样看待箕子？我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曾对此进行初步研究，但仍有相当多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汉化的微观过程 历史上许多居于华夏边缘的人因“汉化”而成为汉人，因而汉化可被视为华夏或汉人起源的一种途径。在西方汉学界，很多学者排斥“汉化”这一观念，将之视为大汉族主义下的想象，但我认为关键仍在于我们如何诠释及理解汉化。在羌族田野考察中，特别是在对北川羌族的考察，使我对汉化有些反思性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