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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济文书研究 从古文书学视角研究经济文书，就是要重视文书本身具有的“移动”性质，重视其明确的或潜在的发出者、接受者，重视文书所涉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权力、权利、作用等异同，重视文书的启动、发动、催动人或物资或劳役运行起来的作用。同时，在重视以上内容的过程中，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关注文书的纸张、花押、印章、签署、书式、文字即物质方面和格式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将经济文书纳入古文书学体系，才具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以具体事例予以说明。敦煌文书中所存的“西凉建初籍”（建初十二年即416年），除内容之外，从格式上说，户籍所在地写在每户之始，年月在每户之终，写作（数字是文书行号）： 1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 （以下为户内人口姓名、年龄、身份等） 6 居赵家坞 7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西魏大统籍”（大统十三年即547年）则完全不同，户口所在地与造籍年月既不在每一户的开始和结尾，似乎也不在两纸的接缝处，推测可能写在每一卷（包括若干户）的开始处。 到了唐朝，户籍形式又有所不同，造籍年和户籍所在地写在两纸的接缝处（并且钤印）。其中又有不同：最初的户籍所在地只写到乡，并不写户口所在的“里”。后来，则落实到“里”。 例如，“武周大足元年籍”（大足元年为701年）的接缝处写： ……沙洲……敦煌县……效谷乡……大足元年籍…… 而“天宝六载籍”（天宝六载为747年）的接缝处则写作： ……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籍…… 从西凉户籍到唐代户籍的300多年中，户籍格式发生了这些变化，原因何在？与实行均田制以及国家对民众控制能力的大小是否有关？与文书制作本身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关？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 在古文书学的研究范式中，除了要重视文书的书写格式（书式）外，对文书上的附加成分也需要格外重视，比如签名花押之类。古文书学起源于文书辨伪，对签名花押的研究是古文书学的一大支系。 契约文书中如何签名花押，应该是经济文书中的一个研究重点。为表明文书内容的真实性，现存敦煌或吐鲁番文书中的当事人往往在文书上画出指节印（一般是中指指节），通常是竖列的三横道或三个点（现代录文改成横写，往往录作三竖道）。但是，契约文书中的当事人画指节印，并非各朝代古文书的共有现象。例如，吐鲁番文书中的高昌延寿六年（629）租地契，内容的最后一行明确写到：“各自署名为信”，即当时在契约上只有署名。到了唐朝，吐鲁番文书中的贞观二十三年（649）租地契中，内容的最后一行变成了“两和立卷（券），画指为信”。那么，在这20年间发生了什么？为何双方当事人在契约上从“署名为信”变成了“画指为信”？它意味着什么？这种“画指为信”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在敦煌文书中的寅年（822）卖牛券中还能看到，但到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的典地契中变成了画押（特殊符号）。这又是为什么？即“画指为信”后来为何消失不见？这些都是古文书学视角下的典型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当然，相关问题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继续发掘和探索。 只有通过研究者对经济文书的持续研究，才能探明经济文书到底是否具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古文书”的特性，它们是否可以全部纳入“古文书学”范畴，以及应该如何从“古文书学”的立场、角度去研究经济文书。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14ZDB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