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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和政体与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共和立场 从教科书对清初内政措施的叙述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清朝可谓是态度一致而立场不同：都是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从“共和”立场批评清朝专制制度，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评满清的民族压迫。民国教科书对清朝内部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清朝灭亡等的叙述，与清初内政叙述相同，也有着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转变。(32)这种叙述转变，对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演变有重要意义。 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同盟会成立时就宣称民权，创建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得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3)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强调去除专制政治，倡导民主共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34)“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3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民国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是要摆脱“君权神授”的政治法统，通过“民主立宪”将国体从传统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36)一时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张勋复辟等都因违背共和民国宗旨而失败。 民初在民族问题上注重五族共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位于边疆地区，国家统一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清末新政以来，部分民族就出现分离倾向。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与“恢复中华”的宣传，使他们对民国抱有疑虑，蒙疆等族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图谋独立。(37)为安抚蒙藏等族，新成立的民国主张民族平等与五族共和。民国成立时，孙中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起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3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五族共和与平等政策为北京政府所继承。《劝谕蒙藏令》宣称：“现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39)倡导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对吸纳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意义。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都强调“五族共和”。很多教科书叙述中国民族时，都列举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人种)，认为正是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国家，“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40)有教科书对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批评：“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本书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轾，借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41)养成共和国民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重点。商务印书馆强调新编教科书“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之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42)中华书局在编辑历史教科书时指出：“在发挥我国国民之特色，而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故于专制之成因及流毒，言之较详；而社会变迁、风俗隆替，尤所注意，庶学者读之，得知现势造成之由来，藉资反省与空谈往事而徒记姓名者不同。”(43)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清朝史叙述，与民初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编写要求一致，都是持共和立场，突出共和精神的培养。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