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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国社会中汉族意识的参照 汉族意识在民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以来，推动了各民族间同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但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满汉矛盾事实存在。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与平等，清末排满的汉族立场因为不利于国家统一而被北京政府放弃。但是，清代以来的满汉矛盾记忆并未消失，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民众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的一个渊源。晚清的种族观念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就被注入教科书中，在民国成立以后渗透到更低的教育层次，它已内化为青年学生的思想。(55)晚清种族观念给民国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人爱国意识正是从种族革命出发，最早接受的正是反满种族革命思想。鲁迅在民国时代即大谈“排满”以改造国民性，(56)倡导民族统一的孙中山，一生基本未放弃汉族主义与民族同化思想。(57)清末的排满思想成为民国民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与清史著述，秉持汉族民族革命史观。(58) 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促成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同时激发了汉族意识的兴起。当时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与明末汉族遭受满清入侵相比照，被视作自明末以来中国所受侵略的一部分。萧一山认为：近代史可以民族革命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59)这三期民族革命有一定的连环性，其缘于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反满与反帝以及反对日本侵略是紧密联系的。1930年代的情势与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与清末颇多相似。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国内部分民族分离倾向，选择一个民众较为熟识的汉族立场，要比理论上论证中国各民族是一家更有利于唤起民众。晚清排满思想与汉族立场重新兴起，用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排满”有利于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觉醒”。(60)汉族立场由清末排满工具转变为1930年代反抗日本侵略的工具。 整个民国时期，汉族意识在民众观念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待这种汉族思想的态度截然不同。北京政府注重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在组织与文化上积极推进五族融合，对社会与民众间的汉族意识，认为它们与“共和政体相违背”，伤害了“满汉间的团结情感”而被废止。(61)日本侵略与中华民族危机，要求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却强化民族同化政策。 南京政府时期，国内民族分离问题与国家统一危机并未缓解，相反，随着日本的侵略却进一步加深。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抗战，关系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也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固。为此，国民党政府加快汉族同化步伐，提出中国民族关系上的“宗族”说，认为中国只有宗族而无民族的差别，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我们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62)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原先的一些边疆地区成为重要地带，国民党政府努力推行边疆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与地位，赋予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63)国民党民族政策受到共产党的批评，这种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这种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64) 对待社会中的汉族意识，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态度明显不同：北京政府强调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抑制社会上的汉族意识；南京政府对清朝史叙述则采取汉族立场，利用和激发汉族意识，其中缘由，正与国民党统治建立与党国体制确立有关。政府的态度差异，在作为政府教育政策体现物的教科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权变更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