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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党国体制：政治认同与汉族立场 民国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变化时代，经历了从民初共和政体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变更。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在广州政权基础上，经过北伐推翻北京政权而建立的。国民党政权虽然继承中华民国国号，但其政权性质与北京政府有很大不同。在广州、武汉时，国民党就建立了党治体制，强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44)国民党三大规定“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45)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党治，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表征。(46)党国体制的国体宣示是三民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政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归属与这一国体所宣示并不相同。这一政体真实表达的是主权在党的权力归属，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民名义上是主权者，却只能是被规训的对象。(47) 党国体制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属性，也改变了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政府以孙中山继承者身份成立，其正统性来源已非国会，而是革命领袖的遗嘱。(48)民主共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党治”取代共和成为认同的中心。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国家成为党治国家，国民政府为党治政府。(49)党居于民族与国家之上，民族与国家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在民族国家认同中居于首要地位，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党国体制“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此前谈‘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50)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民主共和的诉求，都有可能引起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联想，危及到国民党统治而不被政府提倡。共和立场不利于国民党统治而被放弃。 在民族问题上，南京政府实际实行的是汉族同化政策。依“总理遗教”训政的南京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51)广州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孙中山反对民初五族共和而主张汉族同化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52)“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国民党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53)北京政府实行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一些民族分离要求提供了理由，这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也是国家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从现实民族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民初五族共和的提法，实行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孙中山的汉族同化思想成为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更有利于维护国民党统治。孙中山反对五族共和，不唯是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考量，一个主要目的是批评北京政府，以确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北京政府无法解决民族问题、无力维护国家统一，已经丧失了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正当性；要维护民族与国家统一，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汉族同化。孙中山汉族同化是以政治统合为目的，蕴含了“以党治国”体制的雏形。(54)汉族同化政策不仅与中国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也与国民党统治有很大关系，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随着其全国统治的确立，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一政策。越是在国民党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越是会加速实行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 党国体制下，维护国民党统治认同成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汉族同化因有利于国民党统治而受到重视，成为国民党政府民族政策的实际内容。国民党统治与汉族立场兴起的影响，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社会中汉族意识的态度大致可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