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语 本文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清朝历史叙述。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叙述转变，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联。在共和政体下，民主共和是认同基础，共和民国是认同对象，这时中华民族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民族、国家、人民之上，“党治”取代民族与国家成为最高的认同对象。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采取汉族同化立场，采取双重叙述策略，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并未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融合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政策，相反却强化了汉族立场以巩固党治认同。在外国侵略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上，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往往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内部政治问题的处理对应对外国势力影响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外部侵略的影响，更要关注国内因素。 或许，这里尚需注意的是历史“教科书”的这种性质。历史教科书是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体现政府的教育方针，与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也与社会中流传的观念有一定的距离。其实，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教科书与一般史著一样，都是个充满解释与建构的过程。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里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是教科书或其他史著，也不在于教科书中清史叙述是否“客观”，而在于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撰写历史也牵涉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这个政治活动是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要卷入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叙述带有偏见和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日常的多重诠释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确定我们自己的编史立场。”(74) 中小学教科书主要使用对象是中小学生，会对学生产生多大影响？这从教科书出版情况与一些回忆性文章中可见一斑。很多教科书多次再版，如1923年金兆梓《初级本国历史》，至1932年出了38版；1933年姚绍华《初中本国史》，至1941年出了130版；1934年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至1948年已经出了112版；(75)1945年宋延庠《初级中学历史》，至1946年8月已经出了130版。1923年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至1927年9月出了55版。该书到1929年，已经发行25万册。(76)从教科书发行版次与出版数量来看，很少有其他历史著作能够超过教科书。多年后，一些人还记得教科书内容。考古学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1920年代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了学生们的大笑，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77)当时学生们对考古学知识的了解与历史观念的转变，基本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六十年前的小学一次历史课，也让金庸终生难忘：“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抵抗，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78)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写军阀混战，把冯玉祥作为军阀，引起冯玉祥强烈不满。冯玉祥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的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79)冯玉祥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由此可见，教科书的影响不止限于学生，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