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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运用在《文化建设》等刊物上十分常见，如“中国文化建设的原则，决定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原则”，“近代唯物论是诚如朴列哈诺夫所说：是现在达到最高发展程度的宇宙观。中国现在正需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发展，而唯物论则正是有益于此种发展的”⑩；“依唯物史观见解，是欲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先要建设中国本位的经济”(11)；“我们所希望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民最低的生活之维持，即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文化本位”，“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民，他们的生活都在水平线以下，像这样多的愚而穷的民众，救死不遑的同胞，都是我们的建设文化的对象”，“这种生存的运动的展开，所谓本位文化的建设才有可能。因为文化的实质是应该以大众的福利为出发点的”(12)；“中国本位的文化之真义，应该是指该种文化，第一，必须以适应于中国经济社会现时之需要为本位；第二，必须以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当前之发展为本位；第三，必须以适合于中国经济社会之特殊条件为本位；具此三端，始足以云本位”(13)；等等。《文化建设》是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竟然也如此热衷于“唯物史观”和“经济社会”之论。 或许有人说，经济的观点未必就是马克思的观点。然而，有学者曾在国民党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以经济的立场来论明文化，在马克斯以前虽有片断的说明，然而有系统的研究，要推马克斯为最先。自马克斯以后，一般拥护这种学说的人，虽支流纷纷，然大概也不会跳出马克斯所画的圈子。”(14) 可见，“经济的立场”在时人看来就是马克思的立场，“经济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代名词，显然心照不宣。 更有意思的是，有人批评中国的“唯物史观崇拜者”，不是说唯物史观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们恰恰违反了“辩证法”：“我国一般唯物史观崇拜——崇拜不就是了解——者有若干理论是反辩证法的，尤其勉强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早熟的试验与没落的事实，更是违反辩证法的发展的证明。近来国人有运用自己的思考的企图建立唯生史观的哲学体系的，背景正是基源于自我环境的透视与历史的把握，其理论体系创造建立不能说是不可能”，“唯生史观或唯生论辩证法的研究已在萌芽，我们除期待着其成就外，如果以辩证法的思维来推断，那么，唯心论辩证法是正的肯定，唯物论辩证法则为反的否定，而唯生论辩证法即是第三阶段的合——否定的否定了。这更高阶段的建立又是比一二阶段还要正确丰富尤不待说”(15)。还有人批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口口声声说唯物，其实是极端的唯心主义，极端的宗教精神，因为是唯心，所以能煽动一部分群众，艰苦流徙，效死弗去；因为是极端的唯心，所以不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科学真理抵触，终归没落”，不过“思想是社会形态的反应，这句话在我们的意义虽与马克思派不同，然而表面上是一样承认的”(16)。 在前者看来，共产党的“唯物论”是“反辩证法”的，而国民党的“唯生论”更符合“辩证法”；在后者看来，共产党不是“唯物”的，反而是“唯心”的。这恰恰说明“辩证法”或“唯物论”已成为各方公认的“真理”，而无人敢反对之，只能以相符不相符视之，并以“伪”抹黑他人，以“真”光照自己，混淆视听。不过，尽管如此，一般人更多地还是把“唯物论”或“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起来，言者“固然不相信左翼学者的死的唯物史观”(17)，但用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定律推导“唯生论辩证法”的合理性，并声明与“马克思派”有“一样承认”的观点，谁居于哲学上的优越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对者理论上的贫乏。 二、社会形态的演进 20世纪30年代，追求“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乃是知识界的普遍趋向，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崇尚转化为对“历史法则”的追求。当时有人指出：“世界人类文化之进展，固然因历史背景，自然环境，而有其各地方各民族的特殊色彩，然就大体观察，实有一般的必然的法则支配着。”(18) 有人则说：“各种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是顺着同一路向前进”，“一般的历史法则，是无论任何民族与国家不能自外”(19)。所谓“一般的历史法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说。193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派都围绕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展开，所不同的只是个别阶段是否存在于中国及当时中国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20)。此后，有关社会形态的演进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论调，即使正向国民党理论家发展的叶青也说：“社会主义的出现，就证明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老、它的历史使命的完尽。这种情形，正同从前资本主义文化出现时的封建主义文化一样。”(21) 虽然有人强调“不必去找马克思一类的理论做解释，自有人类一部整个的历史证明”，却不过是欲盖弥彰，或者用以掩盖内心的不安罢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之说大量地出现在国民党CC派控制的《人民评论》(22)《文化建设》等主流媒体上。 1934年2月，《人民评论》的一篇文章如此评述“中国文化运动之史”：“自鸦片战役以来，中国的经济，是在由封建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2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当世界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运动勃兴的时候。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刚刚成长，而无产阶级却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不但是与资本主义的运动并驾齐驱而进，实际上还更显出它底力量超越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浸染之下，中国只能滑向“完全殖民地”，自己的产业绝不能发展起来(24)。而各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引起本国频繁的群众运动和殖民地普遍的革命化，这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猛进”形成对照，“使世界形成两个对垒的局面：一方面是蒸蒸日上，走进繁荣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则为恐慌所困，危机所缚，日趋没落!中国在这种变动剧烈的世界，当然亦逃不出这个圈套”，主要表现为：旧的农村经济日益破坏，新的产业组织不能兴起，多数人民都处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与封建军阀的政治剥削双重桎梏之下(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