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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颇有建树的张季同，似乎当时就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比较清楚：“现代西洋文化，无疑的，是在资本主义的阶段，而且现在又已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之末期，在将来恐要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对照着这样的世界文化的大流”，中国“想建设成一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能的；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此时也不可能，然而却有可能之日。中国现在只有尽其力量求工业化，科学化，求达到西洋的水平线。同时却不要执着资本主义，而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33)。他所提出的“文化创造主义”，就是一方面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面反对全盘承受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而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则做充分的准备工作。(34) 与之相似，有人还说：“要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伟大的成功，除了从物质上及精神上争取其飞跃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之外，是没有别的途径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前途，谁也晓得是争取社会主义文化之发展”(35)。如果单看这样的表述，大概很难想象它是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公开倡议。在基层社会，由于警察的无知，“社会学系”一度被误认为“社会主义”；而在知识界特别是精英知识界，却可放言倡导社会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有种种，但那时人们谈论的社会主义常常直接与马克思或恩格斯联系起来。比如，有人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种特征：一是人类文化，不是阶级文化也不是革命文化；二是消灭国家的文化；三是“如恩格斯所说，乃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之飞跃”(36)。这虽然与共产党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直接引用“恩格斯所说”则很能说明问题。在叶青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本位文化。它以社会为思维和行动的出发点”，其体系是连带主义、协作主义、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所用的方法则是“辩证的物质论”，“大家都感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崩溃”，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前途确实在日益发展中”，“社会主义文化优于资本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使命从此轮到社会主义。因而真理的位置也就移动了”(37)。任何人都会据此思考谁掌握着“真理”。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叶青，此时靠的却仍是原来参加共产党时积累的本钱，然而他的论说未必有益于所希望服务的国民党。 一位论者还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学习：“大战以后，各国民族主义的发达比前更加普及，更趋浓厚，而增厚民族斗争力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遂应时而生。社会主义的苏俄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成绩，其他各国无不在向这个途径迈进中。中国如果要复兴，自然也不能放弃这个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正在发动中的文化建设运动，能够给中国今后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奠定一个基础，或是引导中国目前无计划无秩序的政治经济走上有计划有秩序的路上。”(38) 这一论述试图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引向苏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的路上，表明无论什么新名词都不能改变一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当然也有人表示反对：“说世界文化大流要转变为社会主义一层，如果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类的最高理想，那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以后可能实现的，我们没有什么不赞成。如果是苏俄式的骗人的口号，那就是要叫我们消灭国界，消灭本位去做赤色奴隶，这是我们极端反对的。”(39) 即便如此，对于两种社会主义，一般人是很难分得清的。特别是苏联建立后，社会主义便具体化了，“社会主义为反对残酷的资本主义而产生”。它在目前尚不能适用于中国，“我们要走的是民生主义的一条道路”，“民生主义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类达到经济平等”，“而其最大优点，系采用进化的方法，逐渐改良，使入于正规。换言之，避免激烈的手段，多数的流血，及无谓的牺牲，而达到大同之域。较之科学社会主义之阶级战争。岂可同日而语哉!”(40)论者对社会主义的价值无可否认，仅仅反对“阶级战争”方法。但是，看到国民党执政后对民生主义的实行并没有如其所言，深感经济不平等的青年人自然容易向往“科学社会主义”。大概由于在理论上不能批倒“共产主义的文化”，所以有人试图以战争的胜负来说明问题，“近来剿匪胜利的事实，是告诉我们共产主张与三民主义何者足以适应中国需要，而证明共产主义的文化是不能建设得起来的”(41)。那么，当共产党绝处逢生，尤其到抗日战争又获得大发展的时候，此说显然就不成立了，最终弄巧成拙，在理论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反帝反封建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是中共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革命任务。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曾与共产党共用这一口号，但是“清党”以后，国民党对这一目标和说法似乎并未清除，或许是“清”而未“除”。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主流舆论仍然对这一口号运用频繁。 《人民评论》的创刊词指出：“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地理环境中”，有的“表现出封建性质的剥削形态”，有的“表现出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形态”，而“剥削农村经济的封建势力在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卵翼下，遂得以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形之下，现阶段的中国自然只需要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42)。这里的话语似乎仍停留在国共两党一同致力的国民革命时期。已经走向敌对的国共两党所宣示的革命目标仍有相同之处，说明思想与政治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当然，其中也有谁来担纲的问题。该刊文章提醒人们：“当此帝国主义者积极向中国进攻，而中华民族灭亡的前后，只有树立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促进强有力的政治之实现，复兴中国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才是中国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43) 以文化运动来配合政治斗争，恰如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实实在在，不管持什么政治立场的中国人，都时刻感觉到它的存在，“只要是中国人，谁也都能感觉到中国民族是在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罢——是在吃着次殖民地的苦头罢——帝国主义向外夺取殖民地的动机有三：一是找商场，一是找生产资料，一是找投资场所。一句话，完全起于经济原因。所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最猛的利器是经济侵略，同时为要巩固经济侵略的基础，于是便加以文化侵略，政治侵略”(44)。这似乎是在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分析中国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