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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基础——经济——的变化，政治与文化都要随着变化”，封建文化显然已不合时宜，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纵向来看，现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文化运动、五卅政治运动、新兴文化运动和“九一八”运动五个阶段。(26)“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运动，最近七八年来在中国试验的结果，只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混淆青年思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破产，湘，赣，鄂，皖，豫，闽，浙，苏，川，陕等省的实际情形可为证明”，所以，“一切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的信徒团结起来，强化统一三民主义的文化战线。批判一切不适合中国之国情的理论；克服三民主义阵营中的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27)。如果只看前面的论述，很容易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但是作者最后大肆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主张“强化统一三民主义的文化战线”，这实在是南辕北辙。从另一方面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反对共产党和拥护国民党，充分揭示了其理论的欠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权威。 《文化建设》的一篇文章同样运用了马列学说分析“近世纪中国之文化运动”：“谁都知道，一切社会运动之兴起与衰灭，都是该当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之历史的成果。所以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必发生特定的某种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之兴起亦是这样。例如近世纪中国之文化运动，由清末以来的民族革命文化运动，以及由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与由五卅以来的反帝反资本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在这个关系上发生出来的，而且还都是各自依其历史行程的规定而表示着种种特定的姿态。”基于中国的殖民地化危机日益迫切、国民经济结构诸体制日趋解体和经济发展日趋畸形，中国文化的发展日渐混乱而凌夷。五四运动以还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鉴于国民经济不能健全的资本主义化而造成殖民地化的买办经济，于是只能输入欧美列强的皮毛残渣，形成中国洋泾浜式的奴才文化；五卅运动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鉴于缺乏革命机运和成功的社会革命运动的支撑，只是出现“一时社会科学文献肤浅的翻译与幼稚的介绍之狂潮”。总之，“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既不得产生，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无从实现，新文化运动次第失败，文化领域的混乱局势遂愈趋剧烈”。那么，要建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适合需要而有利的文化，就要扬弃障碍农业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因子，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领导权和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28) 尽管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无甚成绩，但仍然把它看做是“未来的伟大的历史之汇流”，并用经济的观点把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看做不断进步的依次演进的几个历史阶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必然”，在其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为许多非中共人士所接受了。 《文化建设》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论述如出一辙：“中国自一八四二年以还，从前固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根本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经济的残余逐渐趋于灭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连续不断的增长。”然而，这种现象与欧洲18世纪的初期资本主义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的增长，乃是外来的资本主义宰制、压榨、剥削中国民族的结果，它“一方面虽然启发了中国资本主义要素的增长，但在他方面，却桎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飞跃过程，使之不能由初期资本主义更进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中国仅能形成“变质的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却不能有绝对的发展，“则中国即不能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这是铁一般的现实”。那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只能努力向另一高形态社会飞跃，它的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便是为此作积极的准备。同时，“在消极方面，应当对于障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因素，给予以绝对的克服与扬弃。这即是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该在实行这种双重任务的标准之下，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而出现”。(29) 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被破坏了，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又不能有“绝对的发展”，当下能做的既要尽可能促进它的发展，同时又要做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这很接近后来共产党人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更为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从人类社会演进的立场，中国显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老路，必须“另寻途径”。什么样的途经呢?鉴于“个人资本主义国家已渐趋崩溃，而集产的或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世界，尤未有建设成功把握”(30)，有人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乃一以农业经济为背景之封建社会，近百年来，套上一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帝国主义付与的铁链，我们欲保守封建社会的一切，为环境所不允许，我们欲走上资本主义队伍，又为列强所不允许，我们欲抄捷径迈到社会主义天国，环境与列强都不容许通过，于是乎我们停滞在这次殖民地悲惨的程途，我们底文化，只好是‘杂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正合天津人说话‘要么有么’。”从世界上来看，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而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在这样的情势中，中国应该全盘吸取西洋工业文明，先解决生产问题。关于分配问题，今后“不可再走欧美的错路了，我们要建设非资产主义的中国”。(31) 这很像共产党人对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阐释。 关于此点，在《文化建设》有关“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还更明确地指出，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来伟大文化发展和建设工程不能循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按资本主义速度，只能循社会主义道路按苏联现有的速度，这是极可信的展望。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人类才能把其全部力量用来和自然斗争，才能建设伟大的文化”，“但这是否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呢?全然不能作这种提议”，“那么现在中国到底建设什么文化?我的简单的答复是资本主义文化”(32)。从中可知，主张现时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出于国情限制的无奈，并不是不向往社会主义，在作者心目中，“社会主义原则”似乎是一种终极价值。他还把社会主义与苏联联系起来，这同共产党人的相关论述极其相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