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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了”，“资产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想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它既不能以整个思想的体系，来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于是就假冒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58)，“更有冒充‘马列主义’的叛徒们：他们的招牌最响亮，他们张口说马克思，闭口说列宁，其实他们想混在马列主义的阵营里，作更巧妙的欺骗”(59)，“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得着新的发展，这大部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辛苦努力，小部分也由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视现实的结果，投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0)。不难发现，左翼知识人在愤怒之外，思想上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不过，就国民党来说，显然另有深意，即试图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导人以“正轨”。比如，在CC派掌控下的《文化建设》专门开辟专栏公开讨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当时叶青谈到：“在今年一月内，我就接得《文化建设》月刊拟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专号向我征文的信”，“在月刊的意思，以为既要建设文化，则‘我国所应建设者，果为资本主义文化乎，抑为社会主义文化乎?何去何从，大可讨论’”，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不管你的文化建设是创造也好，模仿也好，在今天都必须要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决定一个态度”(61)。正视、诱导毕竟比掩耳盗铃要高明一些，况且马克思学说无处不在，禁而不止，陈立夫就曾批评军统派的武夫行为。在用心良苦的国民党人看来，讨论中即使大家都选择社会主义也无妨，因为国民党同样可以担纲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谓“计划政治”“计划经济”“文化统制”正是其所欲为而不能如愿者。 况且，孙中山还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之类的话。即是说，一些国民党人试图对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以夺过话语权，造成国民党担当的印象。但是，时人大概并不会那么容易诱导，“虽分社会主义为五类，而近代具有相当势力而能支配一般青年思想者，首推科学社会主义。故社会主义，虽为各社会主义之共同名称，而事实上，学者中谈及社会主义，莫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代表”(62)。而在中国谁能代表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一般读书人，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看来，国民党此举可能事与愿违。更值得注意者，在以上所述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运用中，一些论断还与后来中共的观点极其相似，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利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发展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做好发展社会主义的准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等。无论是谁，把马克思学说运用于中国实际，都能得出一些相同的看法，由此可反观中国的真正问题之所在。 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种被普遍采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既可能是左翼学者，也可能是“反动人物”。当时，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却仍然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公然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却不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张口闭口马克思，却极力反对共产党。这正是国民党主流舆论界的一种奇特景观。其中，思想取径和政治倾向显然是分裂的。知识、思想、信仰与情感、政治立场、利益考量，对那时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矛盾的统一体。信的未必爱，爱的也未必信。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复杂，像早前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此种悖论和景观有益于谁是不言自明的。比如，运用马克思学说长篇大论后，即使最终加上几句对共产党的谩骂，显然也无济于事。特别对于青年人，如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再面对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大概无论如何是憎恨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民党的理论是何等的贫乏，而共产党的理论又是处于怎样的优势地位。不无讽刺的是，国民党内被视为理论家的戴季陶、叶青、陶希圣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马克思学说的洗礼。如此情势，在具有以思想主政传统的中国，谁胜谁负大概早已成定局。 注释： ①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独立评论》第111号，1934年7月。 ②关于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马克思学说之盛行，可参见张太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该文主要探讨了“一般知识界”马克思学说之流行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关系。然而，当时马克思学说之深入程度，仍有许多更为典型的体现。 ③张磬：《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40期，1934年2月2日。 ④张磐：《为中国文化问题再进一解》，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6期，1934年1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