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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实行社会经济改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是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方法是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66)瞿秋白进而将其区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他就没收土地，消灭地主阶级；这是他完成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业。然而掌握政权的既是无产阶级，国有土地便成劳动者总体的财产。第二步，他更进而行普遍的‘社会化’——没收一切资本主义式的企业、运输机关，并独占对外商业。即此与大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社会革命的胜利的第一步骤。”(67)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权力后，将“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68) 归结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保证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69)。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政权形式即政体问题，此同样受到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上的各种政体作了深入考察，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民主制为较合理的国家制度，在巴黎公社后更断言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统治可以采用的形式。亲自领导了创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列宁，认为产生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中的苏维埃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在政治性质与组织形式上是同巴黎公社一致的，因而是俄国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强调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形式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权形式。李大钊对苏维埃制度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70)李达则引用列宁的话说：“劳动专政的形式，是成了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而劳农会的组织，“一切劳动者和下等农民都包含在内，所以劳农会是劳动阶级运用主权征服资本阶级的机关，把一切立法上行政上的权力一致结合，不以地方分别选举区域，而以工厂工作场等产业的单位为选举区域。”(71)对苏维埃制度有过亲身体验的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制，就是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权，实现真正的民众政治，使选举和行政一概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是最平权最自由且最集中的组织。它实行劳动阶级的内部民主，以全体劳动者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所谓“主权在于大多数平民”的原则乃真正实现。凡是劳动者，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论民族、宗教和性别，一概有参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之真正民治化，因为有独裁制，可以消灭那少数人利用其超越的经济能力以操纵政治之假民治主义的现象。”(72)这种由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全新政权形式，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民国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早期共产主义者无疑是心向往之的。 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刻揭示了民主自由的阶级属性，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作了初步探索，指出社会主义将增加人们的自由。 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注意到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并运用阶级观点对民主的实际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实质内容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没有所谓超阶级的民主。“什么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面的。”(73)陈独秀肯定了自由、民主的口号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只是占统治地位的人们的自由、民主，这些权利并非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74)“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75)李大钊更是一针见血地说：“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76) 针对资产阶级学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抹煞民主自由的论调，早期共产主义者予以犀利的回击。陈独秀质问：“(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77)蔡和森在1921年2月11日致陈独秀的信中也说：“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谟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贱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78)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看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与资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无民主可言。“以前的民主主义不过是一阶级的机关，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资本主义虚伪的主张一切阶级的政府，而在事实上却是一阶级的政府。”(79)陈独秀断言，“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80) 无产阶级专政并非不要民主，而是专政和民主的辩证统一。李大钊指出，民主并非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81)社会主义不是束缚自由，而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确是束缚了个人主义的自由，那不过是少数资本主义者的自由受到束缚，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由却是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和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同是历史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不过无产阶级以专政为取消阶级的手段，资产阶级以专政为保持特权的目的，前者公然标出为专政，后者伪装为德莫克拉西罢了。”“资产阶级自身之间，自有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而无产阶级自身之间，也有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压制资产阶级而言”(82)。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83)不过，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对于劳动阶级国家里如何保障劳动群众的自由权利，如何实现更广泛更真实的人民民主较少涉及，只讲民主的阶级性，不讲民主的继承性，是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