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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中国国情特殊，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发达，更不到崩溃的地步，因而社会主义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只能“在现行经济制度下，徐图健实的发展”。而早期共产主义者则认为，“要使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不必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103)陈独秀指出，这种看法“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104)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105)他从五个方面申说了中国应当选择社会主义的理由：一、救济中国不能不发展实业，发展实业不应采用资本主义，它在欧美已经带来经济危机。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处在劳动者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三、社会制度的改变必须首先从某个国家开始，然后形成国际化的潮流，然后才得以世界范围内确立。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大大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各国都兴起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这也是中国参与“国际改造运动”的机会。五、在不完全破坏外国资本的利益范围内，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于外国的干涉(106)。以国民性和国情特殊为理由试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107)所以，“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108)李大钊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重点考察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他认为，中国虽未经过如欧、美、日本等国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阶段，但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之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更加痛苦。中国人民处在国际资本的压榨之下，在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109)再者，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更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那样永远无法改变落后地位。中国要想生存和发展，唯有采取“兼程并力”的方法。“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必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110) 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早期共产主义者给予确定的回答。“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111)李大钊说：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112)李达对两种发展实业的方法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一切生产资料统统归少数资本家所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工薪的奴隶，完全为资本家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资本家专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谋保持均平，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只顾盘剥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完全不考虑供给与需要的平衡，一心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财产。一旦需求减少，生产过剩，就会造成经济危机。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招来失业的痛苦。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人们共同劳动从事生产，平均消费，生产与消费可以保持平衡，人民不再遭受经济恐慌和失业的痛苦。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归于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事实也不会再发生(113)。两者相权，后者的优越性显而易见。更何况“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114)李大钊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存在竞争的。“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115)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排斥竞争，合理竞争会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误解。 早期共产主义者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采取社会革命的“直接行动”，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 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116)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改变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非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在陈独秀看来，“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117)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样，不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是通过议会求得局部或细节上的改良，简直是白费力气。“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118)中国人民不仅尝够了君主政治的滋味，也与代议制政治无缘。“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完全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119)他力主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属于劳动阶级自己的国家。 同样，“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蔡和森，“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120)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121)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122)。新民学会长沙会员1921年元旦在文化书社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23)。他致信蔡和森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24)这表明，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心目中，中国的社会革命将是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 李达对国际间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将其区分为三种形式：议会主义、劳动运动、直接行动。议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结成团体以参政，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改善劳动者地位或限制资本家的法案，慢慢地改造社会。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没有多大效果，更无法达到社会的根本改造。劳动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部而非全部，它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是惟一的手段。如果单靠劳动运动，也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所谓直接行动，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一种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前者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后者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至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究应采取何种手段，他认为，工团主义采用的总同盟罢工方式，只适用于工业国，中国与俄国一样，都是农业国，因此极有可能采取最后一种手段，即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那也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125)。 既然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以推翻旧制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理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鲜明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纪律性的先进政党。它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坚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对于这个问题，早期共产主义者业已有明确的共识。蔡和森把共产党看作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126)。李达则把共产党喻为“无产阶级的柱石”，“无产阶级的头脑。”(127)他通过研究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128)。尔后陈独秀对此有过更加透彻的阐述，他指出：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住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129)。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共产党才能站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沿，团结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排除千难万险，朝着建立劳动阶级国家和新社会的目标，作最为艰苦卓绝的奋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驱动早期共产主义者迅速地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