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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既与褒贬适宜相联系，也与存实求真、实事求是相关联。秉者，执也。秉笔直书，意为握笔必须照史实发生的真象书写。地方志要成为信史，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褒贬。褒贬得宜是直笔，是信史；褒贬失当是曲笔，是秽史。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史兼褒贬，志彰一邑之盛”，似乎志书只褒不贬。如钱大昕在《跋新安志》一文中说：“盖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存忠厚也。”④李索在《大名县志序》中说：“史与志异，史则兼书善恶，志则唯善是录。”为什么志书会有褒无贬呢？一是认为在书法上“书善即是贬恶”。邵焕元在《大名府志序》中说，书其善则恶者惩，书其得则失者彰，而劝戒之义著也。二是在感情上“同乡难以行贬”。有褒无贬可以避免是非口舌。人们认为史馆立于京师，史官是朝廷命官，可以居高临下，掌褒贬之权；而志局立于乡邦，秉笔者多为乡人，受到多方掣肘，虽然地方官主持其事，一旦卸任而去，麻烦全部留给作为秉笔者。三是在习惯上“示佳即是爱乡”。修志之人多喜欢矜夸本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景物秀丽而曲讳其不足之处。 但秉笔直书仍然是方志界的共识。如章学诚就明确地说道：“志传之有褒无贬，本非定例，前代名志，亦多褒贬并行。”有所褒贬才可以称为信史。的确历史上一些出色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一直坚持志书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如康海的《武功志》即“褒贬兼施”。康熙《南通州志》则另立外传，以讽有位。光绪《雎宁志》以“人非纯品而功勋煊赫者”入杂录，即将人品有瑕疵而功勋煊赫的人载入杂录。光绪《曲阳志》亦善恶同登。清初张楷在编纂康熙《安庆府志》时先发誓云：“勿以内举而引嫌，勿以亲知而滥及”。其实善与恶，具体到一人，并非绝对，每每相兼，史家理当分别对待，缘事而异，功不掩过，过不害功。如同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云“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美，善恶必书。”⑤ 秉笔直书，除了对人物善恶兼书之外，还有对事件的正确评价，如我们当前的许多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文化不健康因素均应不加违避，而应秉笔直书，如此方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当下社会。当然反映中也应有发展的眼光，全局的史识，看到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属于发展中的困难，不能心怀悲观主义，情出怨恨心理。这就是秉笔直书的发展形式——存真求实。如果说秉笔直书是不畏权贵，不怕困难的态度的话，那么存真求实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没有力透纸背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就难存真求实。志鉴工作者的秉笔直书还不能止于此境，还应该进一步达于实事求是的高度。实事求是比存真求实的境界更高一层，它要求看到人物善恶优劣的深层原因和社会事件发展的总体趋势。 秉笔直书之所以作为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因为只有坚持秉笔直书，善恶必书，褒贬得体才能实现求真存实，实事求是的目标，才能全面正确地记录一个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从而起到存史、资政和教化的作用。否则我们就会以不实之志误导后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