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京师强学会后，康有为等人复创设上海强学会，作为学术研究及文化交流之社团。其宗旨云：“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④康氏草定之《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了新式学会对士人交换学术见解、切磋学问之功能。其云：“今此会使海内学人声气相通，以期增长，是入会之大益，既无隔碍，且合海内之才士联结讲求，庶自强有基。”⑤ 晚清士人引入西方新式学会，与移植西方新式学科门类是同步的。康有为按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之特性，力使学会成员分科研学，借以促进学术进步。康氏设想之研习科目，除了中国旧学外，已包含有当时输入之西学各门类，研习重点集中于经世之西学科目。为使学人“声气相通”，会员们分科研习而有心得，便可以在学会内进行交流；其交流方式除了当面质疑、来函问询外，还要钞存备览、刊刻流通：“入会诸君，原为文学起见，其有疑义，可函询会中讲求，当询通人详答。其有经世文字、新论新法，可寄稿本局，经通人评定，或钞存备览，或刊刻流通。倘发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奖赏，标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⑥ 从康有为拟定之章程看，上海强学会尽管尚有传统士人集会问学之影子，受明清士人结社以研习学问之传统影响较深，但该会有着完备的章程，明确的宗旨，固定的会所，和详细的学会经营计划，将译介西书、创办报纸、开大藏书楼、设办博物院作为学会经营之事业。同时，其研习之学问并非仅局限于传统“四部”之学，包括了当时各种西方新学知识，并特别注重新式学会在研习学术成果交流上的功能。这些情况均反映出上海强学会已经不是传统士人之结社，而是处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按照西方近代学会原则创建的新式学会，已经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条件。 戊戌时期许多士人意识到兴办学会、集合同人以研习各种学问之重要性。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之际，汪康年亦拟定《中国公会章程》，对兴办新式学会之目的、新式学会与传统会党之异同、新式学会之事业作了集中阐述。其云：“公会者，所以保吾华之圣教，使不至日渐澌灭也；所以保吾华之种族，使不至日渐沦胥也。”他认为“自党会之禁严，而人心愈散涣。兹立此会，务欲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将拯衰弱，俾臻富强。”⑦从这些规定看，中国公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是为了联络天下之人“拯衰弱”、“臻富强”，并非纯粹的学术社团。 会员间之学术往来及学术交流，是新式学会之基本特点。汪氏规定，学会之目的在使会员互相联系、互相勉励：“凡会中人既有动人之事，尤须平时互相规勉，互相考察。凡自得之新理，新考之利弊，并同人之志学奋怠若何，皆宜函告于总会，是为会中之事。”该章程复规定：“中国近十余年来，非无有志绩学之士，然苦于彼此不相闻问，不特无由观摩，无由增长，即己之学问，亦无人能知。且平素无相交之雅，一旦相遇，则妒忌忮害之心，随在而发。本会务使海内有志之士声气相通，庶无隔碍之弊，是为入会之利益。”因强调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绩学之士间的交往以增长学者之学问，故中国公会为纯粹研习学问之社团，而非政治性政党：“今本会但讲求学问，而于资生之事则全不相涉。凡事业去就、名宦隐显及讼狱等事，均不敢与闻。”⑧ 正因创建中国公会旨在学者“入会以后则学识可益滋长，渐成有用之才，名誉亦日流播”，故汪氏规定：“凡入会者，可随时将己之志趣识学，函告总会，遇有疑难，亦可函询总会，总办应将所知者函答，不知者亦当转询通人随时函答。”为此，学会创设“会报”，报告会中事务。汪康年制定的《中国公会章程》与康有为之《上海强学会章程》相比，均未能与政治性社团完全区分开来，但已将新式学会视为学者研习新学、交流与研究学术、沟通士人之组织，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特性。 强学会之创设，突破了官府禁止士子结社之规定，各地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戊戌时期之学会，据台湾学者张玉法考证，“除分会外，主要学会凡六十三”，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湖南之南学会。南学会成为湖南各界兴办新式学会之模范。在南学会示范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会。对于湖南学会兴盛情况，《国闻报》赞云：“自上年前学使江建霞文宗创立湘学会于校经书院，为多士讲学之地，近则日新月异，继长增高。后来名目，有所谓南学会、群萌学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