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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时期的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但也有些学会创办之初即保持其纯粹学术性，不与政治势力关联。如湖南群萌学会定有禁例，严禁议论时政：“凡本学会会友皆不得在本学会诽谤讪上，及作为分内所不应为之事，更不得藉学会声名在外猖狂招摇、劝捐借债及赊买物件等事。”(31)江西励志学会，“以昌孔教、讲实学、开风气、祛积习为宗旨。”规定：“同志所著论说，宜援据古今、融贯中西，不得胶执旧说，妄逞臆见，更不得矜奇炫异，诡恢偏激，指斥时政，议论官场。”“平日论说，务求实可见诸施行，不得援引异端，及妄诞不经之说。”(32)苏学会标榜不涉政、不议政，其《简明章程》规定宗旨云：“取其互相讲习，振起人才，为将来建立学堂张本。”苏学会实乃学术性质之近代社团：“本会专以学问相砥砺，凡非分所应为，不得干预，但当实心实力，讲求有用之学，储为经济，以报国家，勿议朝政，勿谈官常，庶可持久。至标榜倾轧诸习，尤为学者易犯，更当痛戒。”(33)故苏学会创建伊始便自觉与传统士人结社区别开来。 清末创建之学会，虽仍保持学会之名，但学术活动渐渐退居次要地位，逐渐演变为政治性团体。1900年初，唐才常、林圭等人在上海创立了正气会，唐才常手订《正气会章程》22条，规定会员“登籍之后，一切学问，可以函商，或须购置书籍、仪器及其他要务，均可由会所干事员代办”，并准备开译局、报馆，遣派出国留学生等。它表面上是一个研习学问的组织，但实质上却是联络各方豪杰、筹划武装起义的政治组织。该会随后改名为自立会，学术研究让位于直接的政治斗争。故清末学会名义上为学术性学会，实则具有政党性质之政治性社团。它们或者名为研究学问，实则进行革命活动，如唐才常之正气会及自立会；或者初时搞学术，旋即转为从事政治活动，如蔡元培之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等；或者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围绕着政治使命从事某些学术研究和宣传。这样，清末学会与政党关系密切，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学术色彩日益淡化，政治色彩日渐强化。 二、纯粹学术社团之组织 随着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引入，中国学者对西方“分科设学”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对西方学会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更加重视，故更加强调学会对于学者间互助合作、交流学术之功能。有人指出，近代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乃在于学者“每遇困难学科，辄立学会，广招同志，共矢研究，故能交广见闻，拓张知识，其新理新器，日出不穷，多半由此。”(34)故当效仿其制在中国组织纯粹学术社团。 为何要组织纯粹之学术社团？任鸿隽认为，组织学会是为了便于学者间之交流与互相印证，以促进中国学术之发展。对于组织学会、研究机构的必要性，任鸿隽反复论证，认为组织科学学会是由于科学研究性质决定的：“研究科学和其他文艺、哲学有一个不同之点，即其他学术，可以闭门造车，出门而求合辙，科学必须群策群力，通力合作，而后容易收到结果。”又云：“学术理想交通的工具，不外两种：一是刊物，一是集会。各学术团体之有年会，正是学术交通的重要组织。”(35)因此，为培育及推进科学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研究组织。科学研究组织如何推动科学之进步？任氏概括云：“其始也，学者以图共同研究之便利，而组织学社；其继也，以学社之种种便利愈促进科学之发达。至学社本身之能否发达，则一视其组织分子之热力，与社会对之同情为断。”(36) 与晚清时期的学会相比，民初学会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民初学会发生了明显分化。一方面，政治色彩强之学会演变为近代政党；另一方面，学术性强的部分学会演变成专业学术团体，即政治性社团与学术性学会已经区分开来，学术性学会多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不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逐渐成为近代知识人进行学术交流之学术共同体。二是从戊戌时期的综合性学会，逐渐演变为专业性学会，即创建专业性学会成为民初学会发展之主流。因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社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近代学会组建并开展活动的，其组织机构及活动更趋制度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学会制度。 清末以来，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表明血缘组织之衰落；而会馆制度的没落，表明地缘组织之衰落。与传统血缘与地缘组织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是新式学会为代表的超越血缘与地缘之“业缘”功能的强化。如果说清末包括农会、商会、学会、自治会等在内的近代新式社团，与传统的社团还有难以割舍之联系的话(如蜀学会、闽学会、沪学会等社团是从会馆等地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同乡学者组织的地缘色彩)，那么民国初学会则与传统会社没有太多的勾连。各种功能专门化之学术团体的陆续出现，标志着民初学会不再具有戊戌学会那种新旧混杂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