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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8)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左玉河 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学界之学术组织,以1922年余天休发起的“中国社会学会”为最早,当时研究者尚少,设置社会学系的大学并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参加该学会。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东南社会学会”,亦有70余名会员。这两个社会学会皆属区域性社团,难以承担聚集全国社会学界同人之学术使命。故经过相当时间之筹备,1930年2月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学社第一届年会,宣告全国性统一的社会学组织成立,邀请蔡元培演讲《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十余篇。随后,该会每年均召开社会学界年会,确定研讨主题,报告论文,加强学术交流。第二届年会于1931年2月在南京召开,宣读论文20余篇,以人口问题为讨论中心,并请美国人口学家汤卜逊演讲《大都市与人类福利》。第三届年会于1933年9月在北平举行,宣读论文20余篇。第四届年会于1935年2月在上海举行,宣读论文20余篇。第五届年会于1936年1月在南京举行,宣读论文10余篇。第六届年会于1937年1月在上海举行,宣读论文10余篇。抗战爆发后,该学社社员分散,交通困难,学术交流活动暂时停顿。1943年,该学社分别在重庆、成都及昆明三地同时举行第七届年会,宣读论文若干篇,以“战后社会重建”为讨论主题。1947年又分别在广州、南京、北平及成都四地同时举行第八届年会,共同讨论“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次年10月又同样在四地分别举行第九届年会,以“二十年来之社会学”为讨论中心,宣读论文多篇。学术社团的主要活动除了召开年会、宣读论文、交换研究心得外,便是发行学术期刊。余天休组织的“中国社会学会”有《社会学杂志》双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本文组织的“东南社会学会”有《社会学刊》,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后,《社会学刊》从第2卷第1期起改为《中国社会学社》,作为该学会之会刊,由孙本文任主编。
    三、近代新式学会对学术发展之推进
    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对此,任鸿隽指出:“因各种科学之发达,科学家人数之增多而有各种学会之设立。故学会之多少,亦可为科学发达之量度计。”(43)据他统计,当时创办的学会,属于纯粹科学者,有数理学会、物理学会、化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气象学会、生理学会、心理学会、动物学会、植物学会;属于应用科学者,有工程师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电机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动力工程学会、矿冶学会、化学工程学会、农学会、医学会。
    民国时期学会之发展,不仅体现在各种专业性学会普遍建立上,而且体现在作为重要研究机构之大学,亦建立了各种学术社团。大学师生研习学问之学术社团非常活跃,并日趋规范化。分科设学、学科门类齐全,乃现代大学之特点。为了促进师生研习学术,大学各种学术社团多以学科化之专门学会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组织的各种学会,均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以北京大学为例,仅1919年成立之学术团体即有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凡在大学设有学系者,均都有相应之学会或研究会。专门性学会与专科化学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大学学术之发展。
    蔡元培鼓励组织北京大学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旨在将师生课余兴趣吸引到研习学术上。这些学会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及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大学学会的建立极为支持,不仅出席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说予以鼓励,而且亲自为新闻研究会制定章程,确定该社团学术宗旨:“本会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44)创设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乃为蔡元培提倡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之创举。蔡氏深感民国以来虽新闻报纸骤增,“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45)于是有了发起新闻学研究团体之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拟团体章程,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1919年2月,该会举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宗旨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突出了新闻学研究之特点。
    蔡元培将创设专业性学会视为大学师生“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表现,对于各种学会之成立极力褒奖。他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演讲道:“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这就是史学家的责任。”(46)他提倡以分期之方法、集合众人之力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吾的意见,秦以后还要将时代分开。由诸君联合起来担任,譬如某数人担任研究和搜集某某一时代的史料,也是很要紧的。”“现在吾们要考历史上的朝代、官名、地名和人名等,最好要做一部历史大辞典。但是这部大辞典,不是几个人所能成功的,总要含多数人的能力,分门别类,纂集起来,将来或有成功的一日。”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史学会成立了,吾希望诸君集合多数的力量,来整理数千年的历史,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4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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