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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作为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无论私撰还是官修，多有“西域传”或“外国传”的部分。将外国史纳入中国史的范畴，虽体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亦说明中国正统史学所理解的“中国史”历来不局限于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历史，而是包含了中国人已知的整个世界。将中国文化及影响力所及的地理范围、域外与中国交往的所有事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观念等方面，纳入到中国史的范畴，更能体现中国及中国史研究的开放性。中国史应该如何书写，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我认为，中国史应该被写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和旅行家等从域外带回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多以中文写成，比如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此类文献向来颇受重视，现代校注版本见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丛书；一是外国僧侣、使节、商人和旅行家等带来的信息，一部分此类信息用中文书写，或用外文书写而被译为华言，得以在华留传，并成为后世史家的参考资料，如利玛窦《天主实义》、艾儒略《职方外记》、熊三拔《泰西水法》等。同时有关中国的信息亦通过这两种渠道传播到域外，其中有一部分以汉字写成，如朝鲜和越南燕行使留下的大量记录，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用外文写成，如伊本·白图塔《亚非游记》、《马可波罗行纪》、《利玛窦中国札记》之类。 用外文书写的有关中国各类信息的文字资料，能否用作书写中国史的史料？史家应该如何利用这类史料研究中国历史？这类史料对中国史的哪些领域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即以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留下的大量西文原始资料为例，来尝试探讨西文文献与中国史研究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