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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16—18世纪，无论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还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其途径主要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使节和旅行家等人，也有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如教徒陈安德、沈福宗、黄嘉略、胡若望等，但人数不多，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与影响远不及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等。由于来华传教士大都长期居住在中国，其中有一部分传教士甚至精通中文，故留下了一批用中文写成或译成的作品，这是当时中国人认识欧洲的主要依据。这批中文文献经过一些学者的长期整理，其大部分近年来已被陆续重印，已出版的中文文献主要包括：《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等。 然而，若将传教士留下的中文作品与全部来华欧洲人留下的西文资料进行对比，便不难发现，在数量上后者远超前者，在内容和类别上后者更为全面、丰富。这也表明，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兴趣比中国人认识欧洲的兴趣更为浓厚，且更加全面和深入。 现存16—18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数量浩瀚，尽管难以准确统计，但估计远多于现存的15世纪以前有关中国的外文文献的总和。片纸异文、流沙坠简尚能受到珍视，并由此在19世纪末以来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的学术新领域，引导学术转型，那么数量更为庞大且相对完整、更成体系的欧语文献，理当更受重视。至于这批文献是否能够引发学术的又一次转型，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界以什么样的视角处理和解读它们了。事实上学界对这类文献与学术视野、领域之转型的关系，已开始注意，如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从操作层面来看，这些文献涉及了当时欧洲的大部分语种，其中又以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英文、俄文为主，且分藏于世界各地(比较集中的馆藏地包括罗马、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莱顿、果阿、澳门等)，从而造成了收集、整理和翻译上的困难，但是若与西域史中那些由“死文字”书写而且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材料比较，则相对容易得多。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西文文献的编目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 635-1800，Brill，2001)中介绍西文原始文献的部分，中国学者应当首先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各类目录，来了解西文文献的概况。 这些文献都是用西文写成，主要针对的读者群是欧洲人。那么，它们是否能够用作治中国历史的史料呢？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要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史”。目前我国对历史学的分科很成问题，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将历史学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主要的二级学科，两者泾渭分明，导致“世界史”中不见中国，“中国史”中亦没有世界，而研究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中外关系史”，地位尤其有些尴尬，既不属于中国史，也不属于世界史，而是被划到“专门史”的二级学科中。这种划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毕竟“中外关系史”、“西域南海史”等领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专业积累，在资料、方法、视野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例如，这一领域要求学者不但要使用中文资料，还要使用外文资料，而且要求尽可能地做到中外文资料互证。但是将“中外关系史”归入“专门史”却导致了一个不良后果，即这一史学门类所研究的内容似乎既不是中国历史，也不是世界历史。但事实上，“中外关系史”既是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最有可能冲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界线，从而将两者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使治国史者具有世界史的视野，也使治世界史者，无法忽视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 Studies)两个阶段，由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也部分地体现了由研究中西关系、边疆史地到研究纯中国问题的转变过程。对中国的研究源自欧洲想要与中国发生关系或进一步发生关系所产生的实际需要。即使中国在明清时代了解西方的欲望并不强烈(与西方想要了解中国的欲望相比)，但现在客观的实际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必修课”。但不可否认，我国学界对世界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或许也可以从中外关系史的领域切入，在中外关系史的基础上，进入纯粹的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和美洲史的研究，将来有一天中国学界的研究也会真正完成从“关系史”到“域外史”的转变，就如西方学术界经历由关系史到纯粹的“域外史”研究一样。所不同的是，欧洲人是15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在“关系史”领域，西文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系统性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学界以自己的需要和立场，来使用这些文献，并尽量与相关的中文文献参照。问题是中国学者在各种西文文献的使用上很难如西方学者那样自如，因此重要文献的系统中译仍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后文还会专门讲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