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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6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涉及的语种多，几乎涉及欧洲所有的语言文字，某一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越密切，在东方的势力越强大，则以该国语文书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就越多。因此16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主要是以葡萄牙语书写的；至17—18世纪，除了葡萄牙语之外，西班牙语、荷兰语和法语文献也逐渐多起来；19世纪以后，英语文献最多，除了因为中英关系、中美关系密切外，英美新教传教士的大批来华也是重要原因，就像拉丁文文献的大量存在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的来华活动一样。 由于这批西文文献数量庞大，且又涉及众多语种，即使是西方学者，也罕有人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学者凭一己之力更是没有可能全面掌握或驾驭这些文献。因此，集众人的力量开展长期而系统的翻译工作，便显得十分必要。阅读西文史料的方便性的提高，不仅会促进中国学界的研究水平，也将为东西方学界的深层次对话提供可能。截至目前，已有一些西文文献被译成中文出版，且已对中国学界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西文文献汉译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已经汉译的西文文献仅占所有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今后在数量上需要大幅增加，以形成规模。以耶稣会书简为例，目前已汉译的仅有法国耶稣会士的书简，以及利玛窦、严嘉乐等耶稣会士的书简，事实上大部分来华耶稣会士都有书简存世，例如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意大利耶稣会土方济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等人，都有数十封乃至上百封书信；而方济各会、道明会、传信部、遣使会等传教会的来华传款士，也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信，至今几乎完全未被汉译；上百份的耶稣会中国年报，也未有一份中译本。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目前汉译的仅有一百篇，不足总量的百分之一，而这批文献对认识中西文化交流史至关重要，大部分都应翻译成中文，以供中文学界使用。此外，大量的贸易文献、游记均亟须中译本的出现。 第二，西文文献的中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需要有合理的、长远的统筹规划。已中译的西文文献较为零散，由不同机构、组织或个人开展，他们之间较少协调沟通，故缺少整体的统筹规划，导致目前学界对于西文文献缺乏整体的认识，大量重要文献尚无人问津乃至无人知晓，而个别文献则一译再译。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他们的翻译工作由一批著名学者牵头进行长远的规划，并且有官方的长期支持，已翻译出版的文献，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也因此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我们希望起码有一个或者数个学术机构，有一批著名或者长期接触西文文献的学者牵头组织规划，从事西文文献的调查、整理、编目、翻译、注释与出版工作；这些机构和学者之间定期交流，在文献选择上分工合作，优先翻译一批重要文献，并形成较为统一的翻译规范；长期培养史学和语言素养兼备的年轻学者，使翻译工作者兼具史学和语言的功底，以提高翻译质量；将翻译与研究密切结合，使所译文献的价值能够较快获得体现；且这样一批机构和个人要抱有数十年持之以恒开展该项工作的决心；此外，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译著需要被认可为学术成果。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西文文献中译上已取得初步的成绩。但整体而言，我们的西文文献汉译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在具体的翻译规范方面，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提升的方面。西文原始文献中所涉及的大量人名(许多教徒在西文文献中仅出现其姓和洗名)、地名、职官名或其他专有名词，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难点，要准确翻译或还原出这些名词，就要求翻译者补充专业知识，并充分利用各类工具书、中文文献以及已有的其他西文文献的中译本。一些西文文献存在多个版本或抄本，或者已被译成多种其他语言，在翻译这类文献时，要尽可能地以最初的文本为底本，同时参考所有能够找到的其他文本，并参考其他译本，对于各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应以注释的方式标出。部分西文原始文献已经被整理并系统出版，比如著名的《中国方济各会志》(Sinica Franciscana)已经出版11大卷，汇集了大量入华方济各会士的书信和报告等文献资料，并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和导言，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将这类现成的文献译为中文。一部优秀的译著，尽管无法完全取代原文，但是可以有更大的使用价值，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如实翻译原文，还要对其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加入较为详细而准确的注释，进行必要的考证工作，并撰写详细的绪言或导读。这些附加工作可以使学界对译著的使用更加便利，而且本身也是对原始文献的一个研究成果。上乘译著应该达到即使是西方学者也需参考的程度。 第四，进一步拓展对西文文献的关注范围，不仅重视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西文文献，也要注意与东亚海域、东南亚、南亚乃至美洲有关的西文文献，总之欧洲人向海外扩张过程中所留下来的文献，都应纳入我们的关注范围。所关注的史料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从事的研究的视野。中国学界是否能够写出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晚明以来的中国史，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在史料攫取上具有世界史的眼光。那些虽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但却具有重要间接影响的历史事实以及与其相关的西文史料，如与葡属印度、西属美洲、尤其是欧洲人在东南亚势力扩张有关的史料，不应被治中国史的学者完全忽略。若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则原始文献的数量将成倍增加。西方学者在研究大航海时代以来的非洲史、南亚史或东南亚史，西文原始文献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但他们的研究有其特有的背景、立场和视角，其观点和结论也并不一定就与我们的完全相同。中国学术界需要在这些领域有自己的一批成果，但与西方学界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同样需要参考大量西文文献。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挑选一批重要的西文文献加以中译，也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事。这类西文文献，西方学界已经有较多的整理，可以优先选择已经整理出版的成套文献翻译。例如，有关非洲、南亚、东南亚、日本和美洲的葡萄牙文文献，都有一部分已经整理出版，可先行译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