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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文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史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一些研究领域必须依赖西文史料。这些领域首先是澳门、香港、明清时期的台湾等区域的历史，其次是中外贸易史、海外华人史和中国基督宗教史。 澳、港、台都是中国的领土，又均曾被欧洲人一度占领，且因欧人的占领而成为重要的东西方贸易港口和文化交流重镇。这三个地区的历史一方面属于中国史的范畴，但同时也在葡萄牙史、荷兰史、西班牙史和英国史中占有一定地位。实际上，研究这类地区的历史，最好不用国别史的狭隘框架，而是从更广阔的东西方关系史或者世界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三个地方曾经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则其历史也应该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衔接处。有关这些地区的历史，除了中文资料外，还有大量葡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资料留存至今，西文材料不仅记载西方人在这些地区的商业文化活动与政治统治，也大量涉及在地居民和其他外来移民的信息。若不使用这些西文史料，澳、港、台的历史几乎无法书写。以台湾史为例，已中译的《热兰遮城日志》、《台湾与西班牙关系史料汇编》等史料，将对中文学界研究台湾史乃至东西方交往史起到重要作用。 大航海以来国际关系的形成，主要推动力之一便是国际贸易。中国长期实行朝贡贸易体制，周边朝贡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文史料有较为系统的记录。但是，朝贡贸易之外，一直存在着私商贸易和走私贸易，这类贸易所留下的中文资料十分有限。16世纪西方人东来以后，在南亚和东南亚逐步取代穆斯林商人，在东亚海域则逐步取代中国、日本商人，而成为主要的东西方贸易参与者，从事日本、中国和东南亚转口贸易，并建立起亚、非、欧、美贸易网络，东亚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研究16世纪以后的中外贸易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察朝贡贸易体制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如何走向解体，中国如何逐步进入(或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以及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东西方的影响。若以此种更为广阔的视野研究中外贸易史，仅凭现有的中文史料显然不够，而大量的欧语档案资料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且系统的信息。另一方面，若仅凭西文史料构建世界贸易史，或许会造成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象或结论；在非洲、东南亚乃至印度的本土语种文献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充分综合利用中文、日文文献，进而考虑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因素，将使问题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入的阐发。近年来学界已有一些较为全面使用东西方文献研究中外贸易的著作，例如范岱克(Paul A.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年)，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方真真《明末清初台湾与马尼拉的帆船贸易(1664-1684)》(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等，但深入推广的空间仍然很大。 历史上，中国历朝政府都不鼓励乃至禁止国人向海外发展，但是为了谋生，宋明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闽粤两省为主)走向海洋，主要到东南亚各地经商和做苦力，此外还有一批人游弋于海上，亦商亦盗，从事国际贸易。1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势力逐渐深入东南亚地区，除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东西方贸易航线控制权之外，还占据了许多殖民地。在东南亚谋生的华人不仅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关系，更与东来的西方人发生诸如商业、雇用、文化乃至政治方面的关系。马六甲、马尼拉、巴达维亚等欧洲殖民地都有专门的华人聚居区和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与体制，甚至曾出现过兰芳共和国(1777-1884)、戴燕王国等华人政权，相关研究可参见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和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海上华人武装与东来的西方势力也有着复杂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林凤领导的海上武装曾攻打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拉，郑成功更是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当年兰芳共和国曾遣使至清朝政府，希望被纳入中国版图，却被拒绝。今天的史学家是否应该将这些向海洋、海外发展的华人，纳入到中国史的研究范围中呢？我想，这就像葡萄牙史学家把到海外贸易和传教的葡萄牙人及其占领的殖民据点作为本国史研究一样，应该是自然的事情吧。关于海外华人华侨史，国内外学界已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例如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荷兰学者包乐史《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庄国土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菲利克斯(Alfonso Felix, Jr.)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ines,1570-1770(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1966)等，但在如何从宏观上看待海上和海外华人这一历史群体、他们在人类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地位的评价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海上和海外华人的历史，虽可被纳入中国史乃至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等其他国别史，但由于此一课题本身具有国际性，因此突破一般的国别史研究束缚，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背景，进行民族、语言、宗教、文化、贸易、政治、国际法等方面的综合探讨，或许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研究海外华人史，也有一些原始中文资料，比如近些年陆续出版的《巴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已出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009年)就是研究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极珍贵的一手资料。但是，涉及海外华人的西文文献内容更为丰富，值得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例如有关郑氏家族的历史，已出版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中，选译了少部分的西文史料，但还远远不够完整；近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张先清正在整理、翻译有关郑氏家族的西文史料，相信会对郑氏家族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对这一领域中的各类西文史料的整理与翻译，应更加系统地开展。 基督教与佛教都是外来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已入华两千年，不仅已彻底本土化，而且其在原生地印度早已失去主流地位，因此研究中国佛教史，除了早期佛教传入史能够用到存世的梵语资料外，基本上用中文资料便足以从事研究。基督教的一支虽早在唐代便已入华，但是几经中断，直到明末天主教入华方才站稳脚跟，清后期又有基督教新教的来华。相比佛教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属于前期阶段，且在欧美地区仍是相对主流的信仰体系。明末以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西方来华传教士发挥重要乃至主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留下的大量西文文献便成为该领域中最为主要的文献。这并非否定中文文献的重要性。在明末天主教入华以来的四个多世纪中，基督教也经历了本土化(或谓之华化)的过程，现存数量可观的一批中文文献反映了这一华化的过程。西文文献则更为系统地反映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过程，以及传教士如何根据中国文化特点调整传教策略。我们对基督宗教史的研究，不会仅局限于一般教会史的框架，而是更加注重中西(乃至东西方)异文化的相遇、调适、冲突、演变与交错共存。宗教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将其纳入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我们不仅关注基督教华化的过程，同时也应关注来华传教士与中国人的接触过程，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我们都不得不借助于大量的西文原始资料。但中文学界对这批西文史料尚无系统整理和利用，导致我们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方面的研究，仍缺乏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和更为宏观的视野。 第二，对于中国史的某些研究领域，西文史料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发挥补遗的作用。这类领域有很多，比如中国社会史(包括明清宫廷、地方社会、民间信仰、妇女史、儿童史、疾病史、医疗史、少数民族史等方面)，科教文化史(包括科学技术史、教育史、艺术史、语言、出版史等方面)、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礼仪(如儒、释、道等方面的思想礼仪)，商业贸易(如内陆产区与外贸港口之间的商业关系，行商，茶、丝、瓷等的生产制作过程)，等等。 与第一类多属于中外关系领域相比，这一类研究领域属于更为“纯粹的”中国史研究范畴，其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基础也当然是中文文献。但西文文献在这方面也绝非没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些领域(如明清以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及教育、钦天监、中国海关)由于西洋人部分地参与其中而留下了许多西文文献，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另有很多方面，西方人或许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而留下的相关记录。这类记载中有的或许不完备，甚至有谬误之处，但也能够反映出观察者的角度和认知水平；有的则记录了一些在当时国人熟视无睹因而较少记录的内容，这部分尤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 事实上，这类文献还远未受到相应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接触这类文献的多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对一些“纯粹的”中国史问题不很熟悉，故难以判断其所见文献的史料价值；而从事“纯粹的”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又很少注意西文文献。例如，关于明末农民起义、清军入侵以及南明诸朝，当时在华的多位西方传教士都留下了丰富的记载，但是在以往研究这些问题的论著中，很少利用传教士的记载；中外关系史领域中的学者，或对这些记载有较多的了解，但是由于对明末农民起义、明清战争和南明史的研究状况不熟悉，往往也看不出这些记载到底在哪些方面可以与中国固有文献相互参证，哪些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以及哪些记载有误。要发掘西文文献中蕴含信息的史料价值，就要求经常接触这类文献的学者补充中国史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动态，也要求中国史相关领域的学者有意识地去关注西文文献。 西文史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或许不仅仅体现在对一些传统研究领域的资料补充，其更重要的价值还体现在扩大中国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中国史的内涵。中国史不仅仅是中国疆域内的历史，也不仅包括中国边疆史，而应涵盖一切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不论这些内容发生在中国境内，还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西方对中国商品的消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讨论，这些较少见于中文资料记载的内容，不应被排除在中国史研究之外。以世界史的眼界研究中国史，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反映了历史事实，因为从16世纪以后，中国与整个世界便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且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同时代的欧洲，也同样开始了与世界联成一体的过程。以往我们强调欧洲在世界走向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中国如何被动地进入世界，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被需求的对象，中国的物质与文化成为西方进入世界的动因之一，中国是世界网络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16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关注“他者”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16世纪以来，有关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以及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的转变过程，在西文文献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值得学界深入发掘和利用，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已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可参见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5年)。西方人留下的关于海外的文献，西方各国学者视其为本国史中的海外扩张史研究资料，而对于亚洲各国而言，与各自有关的西文文献，则应成为本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样一批文献，使用者的立场和解读的角度会不同。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打破“某某中心史观”，才能更为清楚地认识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过程的全面而真实的面貌。 发掘西文史料，或许还会在研究方法上带来一些新的变化，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提供某些新的可能和内容。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体现的是当时来华西方人对中国各方面的观察、认识与评价，同时代接触过来华西人或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他们所留下来的中文文献，体现的是他们对来华西人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与评价。两方面的文献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化传播的范式，进一步深入到异质文化间交错、共存、融合与演变的层面。这一层面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利用有关文化交流的中西文两方面资料，而且还要利用与研究主题有关的传统东西方文献。以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为例，作者利用有关中国丧葬礼俗的中文文献，以及有关西方丧葬礼俗的西文文献，获得对东西方丧葬礼俗的基本理解；通过耶稣会士西文文献来说明西方人对中国丧葬礼俗的认识，再加上传教士及接触过天主教葬礼的中国人留下的中文文献，探讨两种丧葬礼俗相遇后各自产生的调适、演变与融合，以及融合后产生的新葬礼的表现形态。这样的研究为认识东西方交往史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类似的研究题目或许还有许多可为之处，例如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某些观念、教育、制度、婚礼及其他各类习俗，等等，都可以作为东西方异质文化交流、交织、融合与演变的研究案例。 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利用中西文原始文献，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例如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便利用在闽东地区传教的道明会士留下的文献，结合大量家谱、地方志等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天主教传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与宗族、官府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以地方文献记载来印证西文文献中谈到的人名和地名，不仅使这两方面文献的可靠性大增，也使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颇具有启发性，西方文化与中国民间信仰以及中国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如民间组织、社会生活、慈善事业、妇女、儿童、疾病乃至地方经济等)，都是极好的研究课题，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中西文原始文献，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统计学、艺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加以研究，而西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中国地方社会的信息，可以与中国地方文献印证，甚至提供一些补充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