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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重在对历史做“思辨的考察”，强调对历史做“哲学观相”的重要性，因而有别于此前的编年体和历史叙事体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反省的历史”包蕴了向“哲学的历史”转变因子，即当“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便潜在的是“哲学的历史”。③维柯的《新科学》，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提出了“vel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行动与理解的同一性原则，并据此整理各民族的史料以期发现历史中的“神明天意”。④维柯的历史哲学已经触摸到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必然解读的内核，对普遍历史作了较深入的阐释。但要因此高估维科理性哲学，却也并不符合实际。正如黑格尔的高足干斯所言，《新科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些“深湛的真理”，不过还具有着“可厌的外表”。⑤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建构在“永久和平”论之上，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极目标亦即“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试图用理性来理解历史。换言之，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观念，并不是理性的人“自己的目标”，而是理性的人在自身历史中可能发现或假设的“自然的目标”或“大自然的计划”。因此，在“意志自由”与“普遍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没有丝毫的必然性的保障。⑥ “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反思和省察。正如康德所强调的，历史学叙述历史进程，虽解读历史变化原因，不管他们的原因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在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⑦对于历史学的反思，使得康德超越宗教普遍史基于神意目的来规划历史的普遍史，着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变动和规律，这是理性普遍史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与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和古代政治的普遍史相异，理性的普遍史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将未来作为历史探究的时间论域，并着力用理性、精神投射到对未来历史的展望。康德认为，理性不是分享当前的生活，而是旨在培育自己面向未来，尤其是培育异常遥远时代的这种能力，由此可见理性的特质在于“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⑧正是基于对理性和历史规律的笃信，改变了人们的历史时间观念，开阔了人们对于历史时间观念的新视野。在前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的概念着眼于过去，未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解读历史进程的时间论域。将未来设定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间，从而将未来纳入到整体的历史体系中，并赋予它具有有别于过去“时间”的历史特性(Historical Quality)，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⑨18世纪以降，对未来的理解指向了抽象的未来，18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清晰地觉察到未来与过去天壤之别：未来被理解为进步的，是对过去的超越。未来与过去的既对立又分离的特质，体现了现代或“新时代”(New Time)的典型特征。⑩因此，康德会说，理性的普遍史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发展到好”。(11)由此可见，理性的普遍史展望未来的情怀和赋予“未来”道德属性的观念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注重对历史进行哲学的观相与思辨意识的建构，却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接引。因此，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判理性的普遍史时候，则指出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12)因此，20世纪以来，普遍历史除了深受黑格尔、康德等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外，它更多地以一种变种的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东亚世界还能寻觅一些回音。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