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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贡献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编纂《西洋史要》，该书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是较早用唯物史观编纂的西洋通史。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又说，唯物史观以社会经济现象梳理社会历史，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工具，以此作为构建通史的基础。(59)《西洋史要》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下讫共产国际。全书共18章，内容详实，它最突出的编纂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撰历史的范例。(60)该书坚持整体史观和经济史观来梳理和解释西洋历史，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行系统而连贯的分析。在探究历史发展深层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1)杨匏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解释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变动。例如在分析西欧奴隶制度衰落的原因时，杨匏安即从经济出发，依此来解释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政治组织等变动。(62)由此得出奴隶制度最终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变动。在分析封建制度时，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疏解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正如有学者评论的，(63)杨匏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吸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为通史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唯物史观所撰写的通史名作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这些通史名作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与杨氏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历史解释、内容充实和语言表述方面要更胜一筹。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郭沫若，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他著作中谈到了后两个阶段，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划分时代的标准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64)郭沫若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突破以往的分时代编纂观念，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种崭新的历史时间表。在具体的论证中，以马克思主义五种形态理论突出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并据此来建构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在郭沫若的日记中，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历史哲学誉为“唯物史观的公式”，(65)并依据此公式来编纂中国历史分期表，提出了“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具有独特价值的编纂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确定他的普世化叙事，由此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最终是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是，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66)对此德里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和评判。(67)相比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导或压迫，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等问题上，展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解释当时的变革的社会维度中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它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68)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注释： ①参见Ewa Domanska,"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no.35,1999,p.129. ②[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 ⑥[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 ⑦[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⑧(11)[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4、78页。 ⑨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⑩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 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12)Bruce Mazlish,"Terms",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22. (13)(14)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导言”，中华书局，1998年，第3页。 (15)[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91页。 (16)(17)(18)(19)[英]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墨海书院续刻本，1856年。 (20)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年初版、上海1898年石印本。 (21)(23)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2)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25)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6)《万国通鉴》的价值正如有学者评论的：“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27)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8)陈琛等：《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 (30)即在该书译序中指出的，“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31)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合集》专集69，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2)(33)宋恕：《致贵翰香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5、63页。 (34)[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35)(36)(37)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页。 (3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39)[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0)(4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 (41)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4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43)梁启超：“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44)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4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6页。 (46)杜赞奇：“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7)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 (49)(50)(51)梁启超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02、103页。 (52)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3)[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5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5)李大钊：“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又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 (56)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 (57)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 (58)“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在对普遍主义的热望和由实践、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历史这些基础上，把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历史观不同的史学编纂结果无疑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9)[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60)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杨匏安研究文选》，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6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3页。 (62)杨匏安写道：“由三世纪到五世纪这几百年中，帝国日益衰微崩溃，广大的群众破产贫穷，城市空虚，商业与工艺生产低落，农业也被破坏，于是经济倒退，从商品经济转回自然经济了。”(《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63)“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倡‘新史学’到20年代的顾颉刚，他们都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新史学’都过于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忽视了提出一套‘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史学理论'”。([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64)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这种关于历史时代的崭新观念也改变了史学的范围：它将注意力聚焦于制约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当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在史学家的关注之中获得首要地位的时候，建立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历史解释，就让位于根据历史进程自身的对历史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解释只有在它能够考虑这些基本的进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他们在一连串的动态相连的整体中来看待历史”。([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5)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66)[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67)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政治动机，尽管曾经遭到滥用，同样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态度的一个来源。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却集中于前者——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僵硬的政治目标的从属地位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贡献”。([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8)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他们认为：像传统史学那样简单地确定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再依时间的和(或)空间的维度整理它们，以期达至历史的真实，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对于与一个历史现象的解释相关的不同事实的相对意义的考察同样是必须的。实际上，他们引入中国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事实选择以及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本文转自《人文杂志》2015年10期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