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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华传教士之中，李提摩太对西方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将理性普遍史观与进化论相结合、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并谋求崭新的历史叙事的模式，体现了用普遍历史观念形塑历史文本的努力。《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著共24卷，卷下分节，是卷节体著作，为后来输入中国的章节体史书的过渡形式。书中叙述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该书出版之时，正处于欧洲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马肯西(原作者)解读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基于进化论的立场，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李提摩太等人翻译该作品时候，进一步将19世纪西方世界的进化史与中国史学经世史观会通，旨在让晚清当局了解世界进程，告诫当局如果学习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自强，“救国还是有希望的”。(27)《泰西新史揽要》译作在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也作了有益的尝试。《泰西新史揽要》原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各国形势。在翻译的文本转换中，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28)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译者会通中西史学，以理性普遍史观对时空观念的要求重构历史编纂，这种有益的尝试在《泰》译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节点，烛照百年之前的兴衰，寻找因果嬗变之迹，解读19世纪西方历史的变动，成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要义”，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基于文本转换的需要，《泰》译本更加重视历史叙事自身的解释力，吸收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褒贬功能，赋予历史叙事丰满的解释力，使译作颇有中国传统史传的韵味。这种改写立于普遍历史的因果关系诉求虽在译本的历史叙事策略方面有模式化之嫌，但确为传播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29)这也确是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之意义所在。(30)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对中国史书编纂近代化有重要影响。清末倾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本书，如梁启超、宋恕、王照等人对该书都有评析。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中将《万国史记》列为首篇，并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31)宋恕也指出：“(该书)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32)强调该书对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但对该书“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不甚满意，他说：“《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33)而这正是该书在编纂体例接纳西史的表现；不但如此，该书还仿西史分时代的编纂观念，将上古、中古、近古作为划分时代的名称，“乃论西史以分三古以为序”。(34)该书还将进步观念引入：“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在这里，欧洲历史被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并将东洋历史置于“普遍历史”的模式中，以东亚人的历史观来疏解世界历史。 1886年，那珂通世编纂的《支那通史》，也是用分时编纂观念和章节体撰写中国历史的名作，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深受学界好评，该书全用汉文编纂，史料征引广泛，中西书籍兼采，特别是该书改变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采用西方章节体形式，分上世、中世、近世来记载中国历史的变动，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编纂模式，并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依此阐明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 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