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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人文杂志 舒习龙 参加讨论

    用“普遍历史”观念沟通中西历史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关于编纂旨趣,郭实腊有明确的表述,文明日进要求突破民族偏见,中国也应该摒弃“夷夏”之别的观念,故“编者用巧妙的手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并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13)郭实腊的目的是在文明日进之时代,中国人应该突破“夷夏之别”的藩篱,用普遍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外格局的变动。此后,在《东西洋考》第一期的《序》中进一步申述这种观念:“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视远人之文矣……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14)由此可见,郭实腊以普遍历史的新视野来劝喻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异质文化,消解他们的民族偏见和文化独尊的心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其中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因之,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传教士之“援西入中”,也不乏介绍西方各国历史的书籍。在《东西史记和合》中,郭实腊试图“和合”中西历史,将基督教普世史的观念运用于历史的纂述中。其“东史”内容限于中国史,起于传说中的盘古,止于明亡;“西史”则指古代西方历史,重点记载英国历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王朝。在叙述方式上,中西历史和合,上半部分意在记录和阐释中国历史,下部分对将西方历史有条理的记录和分析。他将基督教历史编纂学运用到《东西史记和合》中,其历史编纂的特点“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在叙述世界历史进程时候,将中西历史事件放置于神意之下,并以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将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此开启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不同的新的编纂模式。(15)《东西史记和合》显然具备了这些特征,作为“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示范效应,克服了中国历史编纂的狭隘,以一种恢弘的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西历史的变动,有力地改变了阅读者的世界史观念,彰显了普世历史的诉求。
    突出体现西方普遍史观过渡时期痕迹的还有慕维廉和林乐知译著的西方著作。1856年慕维廉(Willam Muirhead,1822-1900)和蒋剑人合作翻译了英国托马斯·米尔纳的《英格兰史》。在《大英国志》“自序”中,慕维廉极力强调其编纂宗旨在于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16)并对基督教在英史中的地位有明确的阐释,英史最重教会,历史编纂者应该以上帝意旨为旨归。(17)慕维廉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援西入中”去解构不同国家政体,比如将中国的“政体”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分析,并将其划归于与法国、俄罗斯为一类。这种将各国政体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叙述模式,反映了慕氏普遍历史的视野:“《史记》皆以国政为纲领,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顿伯勒西顿(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18)可见,编纂者以一种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念梳理、总结不同国家的政体,隐含普遍历史整体史观的意识。就编纂形式而言,编纂者会通中西史体,既注意中西史体之异,又极力沟通融合中西史体。对于中西史书体例之异,编纂者有清醒的认识:“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史记列传用纪事体较详,本纪用编年体较略。而英史有本纪而无列传(名人事迹具见他书),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文字遂繁,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19)浸淫于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影响,编纂者试图用中国的纪传体来编纂《大英国志》,其方法在于吸收中国纪传体中的志和表、图。慕维廉深感米纳尔《英格兰史》对于典志体的处理与中国史例不符,故他参酌纪传体“志”的编纂方式,将有关英国的典章制度合为一卷“志略”加以反映,作为该书第八卷,分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志略。详略不等,兵志较略,地理较详。在“普遍历史”的视野下,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史书的内容,史书的编纂形式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动。虽然,该书是中西史书体例的初步交融,但却是可贵的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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