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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裔编年表》也是运用普遍史观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年表体史书。编纂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中国学者李凤苞、严良勋三人，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译介。该书记事起自公元前2349年，下迄公元1862年，将中西历史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叙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四裔编年表》依照四裔之不同，排列为四个年表加以反映。最高一栏首列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对应以西历标注。胡兆鸾评论该书“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20)由此可见，《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21)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契合普遍历史的诉求，能够将同一时空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国不同的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等置于整体史的叙述框架，改变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有助于解读世界各国历史事件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和合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思维，激发出中国人基于线性时间观念而产生的对于理性、进步以及未来的思考，无疑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进步、进化的观念，而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客观上为其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四裔编年表》在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并列呈现，为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提供可能。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传统中国史书所不具有的宏大叙事的路径。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其压缩和转变需将世界历史进程以“文本”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与重构于当下，并将重构的结果与中国的历史和国运连为一体，进而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再现于万国的历史中来加以评断。这样的压缩和转变意义在于“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22)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的重要转换，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基本上为循环史观服务，而《四裔编年表》采用的中西纪年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的传记作品中所采纳的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23)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即有这种世界时间的尝试。(24)这种“世界背景”的创设，隐喻着新时间观念的开启，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25)从这个意义上说，《四裔编年表》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孕育着历史编纂的“现代性”。新史学时期中国史家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 1882年，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1841-1913)编纂的《万国通鉴》，对于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西方划分时代的编纂思想和将“东方国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中，由此来激扬普遍历史的情怀。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以基督教神学普世史观念划分历史时期，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其价值在于彰显分时代编纂的观念。(26)《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将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教学记录和分析，并采用统一的纪年法，将东西历史编年融合，并附录有关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揭示了作者对于统一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诉求。“东方国度”虽只有一卷，却颇令人玩味，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史书编纂没有“近世代”的意识有关，亦有可能与谢卫楼对东方世界历史不熟悉，故只能将东方世界历史置于皇朝历史编年中。为了契合《万国通鉴》普遍历史的编纂要求，编者还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编纂形式来呼应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