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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吸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于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关于纪年，西方史学主张公历纪年，中国传统史学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梁启超认为，“当采用何者”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紧要之问题”。梁氏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孔子纪年，认为“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但这似乎与新史学时期不少史家所采用的以公历纪年为主有冲突，故梁氏自己在纪年方式上也有踌躇，他也试图修正自己，“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35)关于分时编纂观念，梁氏对于传统皇朝史学编纂方式不满，故主张吸收西方划分时代的观念。但他又认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编纂历史稍嫌“武断”，“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而大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36)也就是说他基本接受了西方三时代编纂观念，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37)但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梁氏往往会突破三时代观念，比如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候，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学术发展自身的脉络等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38)杜赞奇对此也有定评：“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39)无疑，梁氏的分时代编纂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分期观念，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兴味，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依照分时编纂观念，在中国史学领域来构建新的世界史视野，并将西方普世史学的历史意识熔铸在自己的撰述中。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它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注重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编纂思想，借鉴西方的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40)梁启超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历史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对于历史的线性和进化的叙事模式极力推崇，由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普世历史观念和价值。(41) 正是在接受“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思想进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遍历史所提供的共同叙述形式，中国历史的编纂只能停留在正统史观和皇朝史的叙述中。梁启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得益于普遍历史观念的浇灌。梁氏认为地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空间场域，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42)由此建构其疆域观。梁启超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识，(43)正是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为依据，梁氏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44)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他的民族国家理论，即中国国家空间疆域依照西北—东南边疆，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与当时的新民观念和民族精神结合，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1922年，梁启超将《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势的核心位置，以历史演变和发展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45)由上可见，梁氏的民族国家是在普遍历史观念和进化史观的激发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疏离后，对历史的理性探究而产生的成果。对此，杜赞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46)表明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历史编纂的重要变革。这种民族国家的编纂模式对中国史学编纂产生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并依凭欧洲历史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史，来形塑中国语境的历史编纂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