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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体味到普遍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念，他认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是“息息相通的，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那全人类的历史亦为整个的”。(47)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考察人类进化的真相：“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48)他从因果律出发，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49)由此提出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50)“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51)因此，梁启超提出研究人类历史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整体意识，这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中国化况有深味。 此外，20世纪初年新史学时期，关于“普遍历史”的建构和表达，在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夏曾佑等人的史著和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转型影响可以说至深且剧。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方式的变革，是中国史学接纳西方历史编纂观念的关键环节，在时空维度、历史观、编纂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其意义不容低估。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思潮，即使是史料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一定程度采用唯物史观来治史：“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52)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赋予思想界、史学家解释中国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正如何伟亚所阐释的，它运用“西方”新话语来诠释和分析中国的“落后”，它“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53)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轨道中，试图以西方普世历史经验来阐释中国历史演进的“正当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形态理论等唯物史观，来重绘中国历史时间表，据此将中国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使得中国历史变成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被认可、被理解。唯物史观的输入及其中国化，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新颖的历史哲学，供给我们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在检视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也不难发现它具有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魅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叙事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需要搬用欧洲的模式和经验，这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恰如双刃剑，需要警惕和检讨。 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历史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对历史规律思辨认识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时期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文明史观念等“公理”“公例”的突破和消解，对此德里克做了深刻的解读，“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54)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的根本理法”，(55)唯物史观的普遍历史观念，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寻找“历史的根本理法”，以赋予历史学“普遍历史”的属性，即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考证历史史实，更在于“历史的根本理法”。以“历史的根本理法”为路径，李大钊认为，以经济现象来梳理和解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并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56)李大钊还用整体史观和进步观来表征唯物史观的价值，(57)他对唯物史观的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价值，是对新史学历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也更为重大，它改变了历史编纂的路径、动力和范围，展现出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思辨。对此，德里克从政治及历史概念角度体认唯物史观编纂的价值颇具洞见，(58)揭示了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编纂历史的价值。由上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中，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起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叙事模式，该范式表现在它批判性地处理史学编纂问题的暗示，以一种视历史为一自主领域的现世的历史观取代儒家的历史幻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