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理论无法包揽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将以往的人类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这一研究对象许多必要信息的缺失，以致很难归纳演绎出一整套针对当时人类社会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方法，以形成一种“历史的社会科学”——如果可以如此命名的话，所以不得不经常借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学科。历史学常有待于这些学科研究的进展，提出新见，以便得到帮助。可是及至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学科，发展比较迟滞，其所能够提供给历史学借鉴应用的学术资源，也就极为有限了。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但近代史学并非传统史学的自然延续，而是20世纪初年在西方学术影响之下构建起来的一门新的人文学科。长期以来，因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发展很是缓慢，及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相当不成熟，甚至一些基础性的学科规范，都不甚健全，亟须参照一些成熟的学科，引为借鉴，以有利于提高。 于是，出现了大量译介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我国学术思想开始“走向世界”的历史时期，“文化热”方兴未艾，知识界与出版界联手，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其中有几种大型译介丛书尤其引人注目，例如从1981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2012年共出版14辑600种。在海外汉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则首推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开始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截至2013年，这套丛书共译介西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161种，既囊括了费正清等名家的代表作，也推出了一些作者相对年轻但在丛书主持者看来其论说不乏价值的著作。近年来更按专题，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系列”等子系列。至今每年仍推出新书十余种，在知识界与出版界享有盛誉。在此之外，其他一些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各种译介西方汉学著作，面广量大，比较重要的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中文本、中华书局的《世界汉学论丛》数十种，各省市出版社也大都推出过数量不等的译介海外汉学的著作，例如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等等。三十余年来，虽未见有人作过精确统计，但如果说这样的译介著作已超过千种，估计不致过于夸大。 专著之外，各类学术杂志也多开辟专栏，或撰文，或传译，介绍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专业研究机构陆续被建立起来，展开对海外汉学的学术研究。这些机构大多办有专门研究、介绍海外汉学的专业期刊，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汉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汉学》，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汉学集刊》，以及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汉学研究》等。这些机构还经常性地组织召开关于海外汉学的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学术专著，讨论、介绍海外汉学。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译介工作的推进，国内学者接触了解西方汉学学术成果越来越方便，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出现了重视、借鉴西方汉学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