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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所谓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在伊氏推论结构中的地位，并非在于其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出了哪些重要推进，而只是作为他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假说的一个铺垫。因此这一论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宋代城市发展现象的一种定性描述而已，用以表达对主要由日本学者所重构的唐宋间城市发展史实的认可，以及伊氏本人对于如何描述这种城市发展水平的概念选择：“革命”。这一概念在史实重构方面全无贡献，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创新。而且，这原本也并非是伊氏论述的重点之所在。 数年后，当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论文集时，在第一编《导言》中，归纳传统中国在帝制晚期之前城市的发展史，专列一节，题作《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了伊懋可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列出了“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24)很显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创，这些关于“革命”的“鲜明特点”的史实描述，也几乎全部出自日本学者之旧说。仅就这一点而论，若说施氏对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没有什么贡献，应不为过。不过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并非针对唐宋时期，他归纳那些“鲜明特点”，只是为他讨论我国帝制晚期的城市作铺垫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从伊懋可到施坚雅，他们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虽然有着相当明确的论述目的与论证特点，但当这个概念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反复征引之后，却被不断“哄抬”，最终被誉为“理论”，认为它的提出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深化”。(25)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的说法也被众多论著所征引。个中缘由，除了它迎合了数十年来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模式的心态外，看来就是“汉学心态”在作怪了。(26) 如何破解这种心态，在“革命”与否的概念上与之纠缠是无谓的。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重新检验日本学者关于唐宋间城市演变史事的描述是否符合史实。核心内容当然在于如旧说所描述的，从唐代的城市居民区(坊)与市场区(市)相互分隔、封闭状态，随着坊墙倒塌、市制崩溃，转向宋代的沿街开店、居民区与市场区相互混合的开放状态，亦即所谓从“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则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到开放的革命性转折。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可以与西欧城市史相互映衬了。 在这里，关于市制，旧说的核心论据，就是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27)新近的研究已表明，这一敕条指令“不得置”者，并非泛指一般的市场，而是指要限制在高级市场设置市官。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一般市场(草市)正在不断产生，政府并未颁下专条，予以取缔。将商业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与其说是为了“限制”商业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方便官府征取商税。到了宋代，商贾虽然有了在城市其他区域设立店铺的自由，但在实际的城市生活中，商铺仍多集中于传统的市场区域。宋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州市县市，并未成为如加藤繁所称之“单纯的地名”，(28)大多仍为活跃的城市市场地块。与此同时，由城墙等物体所标识的整个州县城区，又由国家法规界定为广义的城市市场，商品进出城市须纳门税，与前期市的区块相仿。其与前期的差异性，基本体现在市的区块与市民阶层的扩大。(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