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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实证与学术自信 那么，“汉学心态”之惑究竟应该如何破解呢？ 空洞地指责学界缺乏学术自信是没有意义的。学术自信与否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在现阶段，就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可行的路径之一，就是发挥本土学者在掌握历史资料与感悟历史情景方面的长处，通过复原更为准确的史实，来为进一步的理解阐释奠定基础。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发挥实证史学的优势，在各专题研究中取得切实的进展，来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历史阐释学，树立民族学术自信，从而走出“汉学心态”。 下文，笔者将以近年来讨论唐宋城市史专题的体会，略作说明。 当今历史学正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不过受历史学基本特性的制约，它在研究方法层面有一些自己的显著特点。例如，史学研究不得不依赖于存世的历史信息才能展开研究，但存世的历史信息总是那么的残缺不全。因此，如何应对研究信息残缺不全的困难，就成为史家无法逃避的功课。所以，史学研究首先必须重构史实，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来解释这些历史现象。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研究也需要作现象论证，但它们与历史学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当代社会，许多社会现象为众所周知，既不必为那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否大费周章，论证过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绎多于实证归纳，史学研究则不然，特定历史现象的存在与否，本身就需要复杂的论证研究。所以，史实重构工作是否可靠，就成了下一步概念演绎的基础，前者失之毫厘，后者就可能谬以千里。 在中国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所谓宋代发生了“城市革命”的假说，比较典型，可引以说明本文的论点。 宋代“城市革命”说最初由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21)此书所讨论的议题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如出一辙，(22)试图回答近代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伊氏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宋代达到了当时技术所可能利用资源的顶峰；宋代以后，受资源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的总量虽然仍有所增长，但在质量上却再无提高，即所谓只有数量上的增长(Quantitative Growth)而无质量上的发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这就是他所说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23)为了证明宋代经济达到传统时期的顶峰，他主要利用出自日本学者研究的二手成果，来描述在宋代发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所谓的“城市革命”正是这场“经济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唐宋城市历史的描述，伊氏主要利用了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成果。统计其书中描述史实的引文注释，超过90%出自日本学者的论著。 必须指出的是，伊氏此书的议题，反映了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这当然说明了前文所讲的西方汉学家总是站在本民族历史经验的背景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伊氏在引用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时，有着明显的选择倾向。所谓中世纪“经济革命说”的描述是否成功，是他全书主题能否成立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