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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唐代律令所描述的严格的、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坊区制度，显然只推行于以京城为主的少数规划城市。这一制度相对多地被地方城市所模仿推行，已经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史事了，而且大多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各地扩建罗城，才乘机重新整顿城区里的里坊布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唐初到唐末五代，地方城市的坊区都只不过是一种以户籍控制为目的进行编组的基层行政单位，它以居住区块为基础，但并不一定就是封闭性的区块。在现存文献中，均未见有在罗城中营筑坊垣的记载，考古发掘也未见有可以确证的坊墙遗迹。中唐以后各州府城市(特别是节镇驻在城市)大规模地兴筑或扩修罗城，在罗城内普遍推行里坊制，正说明各地军阀、官府对城市居民及其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而非如旧说所云，晚唐五代时期城市中里坊制逐渐松弛、终致崩溃，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日趋自由。(30) 总之，所谓从封闭的“坊市制”转向开放的“街市制”的描述，无疑夸大了唐宋间城市结构演变的力度，并不符合史实。唐宋间的城市无论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虽然极其显著，不过新近的研究已经可以证实，以所谓从唐到宋坊墙倒塌、市制崩溃为主要论据的“城市革命”说，恐怕无法成立。这样一来，在这些虚构的史实基础之上演绎出来的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一些认识，并进而涉及关于中国帝制后期历史演进轨迹的一系列推断，显然就有了重新考虑的必要。我们也就有可能来勾勒一幅与西欧不太一样、更重视唐宋间历史承续而非断裂的演进轨迹。 关于宋代“城市革命”说的检讨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向我们展示了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如何切实提高研究水准、走出“汉学心态”的一条路径，或曰一个方法：发挥本土学者掌握历史资料方面的长处，更具体、更细致地重构史实。有时候，这种重构不一定非得着力于那些“前人尚无研究的空白点”，用心于重新检验前人的旧说，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面。前人的研究无不都是从史实考释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他们的研究条件在某些方面其实不如今天，史籍的搜寻既已困难，现代化的大型全文数据库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面存在疏误并不意外。可是，迷信旧说、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旧说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却不胜枚举，这就使我们的不少研究建立在了可疑的基础之上。“汉学心态”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外国人看中国，当然会与中国人看中国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不可能要求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来观察中国，也不必要赋予本文讨论的学术问题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而且，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之深入发展，仍需要在方法、规范、思想等方面向西方汉学学习。译介工作仍然很有意义。当然，如果对译介哪些汉学专著的筛选工作做得更用心、更专业化，效果会更好。不过，我们还是将西方汉学放到“他山之石”的位置上去吧，不应让它喧宾夺主。 为什么应该走出“汉学心态”？主要的理由只在于：中国人看中国应该、也必然比外国人看中国来得更准确、更深刻一些。为什么？除了对历史资料掌握可能更全面，理解可能更准确，解读的立场可能更贴近实际等理由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史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之际，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贴近感悟，仍然应当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 时至21世纪，我国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理论体系本土化奠定了可能的基础。历史学科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也已经拥有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如果我们文化自觉的意识能够更强一些，学术管理体制能够更科学一些，史学研究更多地走向本土创新是必然的。 关于西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学界有不同的命名，或称之为“汉学”，或称之为“中国学”。考虑到本文讨论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领域，笔者以为名之为“汉学”比较恰当。参见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第1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注释： ①参见拙文：《“理论饥渴症”——中国古代史领域学术生态一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日，第1版；《“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②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4页。 ③参见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2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5页。 ④参见张艳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史观”，或称“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参见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④转引自王洪波：《一套书与一个知识领域的引进》，《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7日，第14版。 ⑤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23页。 ⑥崔秀霞：《汉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与交流——“汉学研究：海外与中国”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 ⑦转引自王洪波：《一套书与个知识领域的引进》，《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7日，第14版。 ⑧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第1讲，第27、28页。 ⑨参见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 ⑩顾明栋：《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93页。 (11)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9页。 (12)参见周宁：《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第2章《大中华帝国(天堂传说之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5-140页。 (13)参见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第1讲，第16页。 (14)胡勇军、徐茂明：《“施坚雅模式”与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南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5)朱炳祥：《“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再认识——以摩哈苴彝族村与周城白族村为例对施坚雅理论的检验》，《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16)参见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28页。 (17)陈倩：《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03页。 (18)王铭铭：《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117页。 (19)陈君静：《施坚雅中国城市发展区域理论及其意义》，《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8页。 (20)刘东：《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14页。 (21)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13-199. (22)关于“李约瑟难题”，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1,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Cambridge:T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中译本题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23)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p.113—199. (24)G.Willi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题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页。 (25)参见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26)笔者称近二三十年来史学界在讨论唐宋间社会变迁时一味强调历史发展的单一思维方式为“发展”模式，参见拙作：《宋代城市研究》序论《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1页。 (27)《唐会要》卷86《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册，第1874页。 (28)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6页。 (29)参见拙作：《宋代城市研究》第3章《城市市场》，第172—236页。 (30)参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7—274页；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