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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于连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证，则是在西方汉学界著名的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国内有不少学者曾将施氏所谓中国帝制后期的“基层市场理论”，即城镇分层与正六角型分布结构，应用于不同的地区，试图“检验”其假说的适用性。不过他们往往都会发现，或者某地城镇的分布，仅“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14)或者不得不直言施坚雅“‘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的必要”。(15)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对施坚雅分区理论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施氏试图建立一个超区域的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16)殊不知，施坚雅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型，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够吻合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复杂情形，本来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会有“大多数学者觉得施坚雅的分析模型过于规则和‘理想’”的问题。(17) 因此，那些“检验”工作当然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忘记了西方观察家的这种“外来者”立场，误将他们“内化”，就免不了会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 有学者已经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评论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使其研究在理论界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他们也十分强调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表现出的弱点。”(18)或曰：“一方面，他们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对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进行不遗余力的抨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在西方获得一席之地，又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说明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称为是‘中国中心观’的学者，他们虽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但由于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把西方的学术规范套用于中国研究。”(19)造成这种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汉学家的这种外来者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似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试验田，所以说，汉学“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西学”，(20)它是一门西方的学问，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从立场到情感都转移到中国。 根据这样的分析，再来观察学界长期以来批评西方汉学家所提出的一些学术假说，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他们本民族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 余英时在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开幕式致词中曾说“汉学一望无际，触处皆是”，“可是‘汉学中心’却未在任何地方出现”，他认为这一现象“主要由于研究的传统和关注的问题彼此不同，每一地区的汉学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如果对其评说略作补充，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世界各地汉学所展示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当然不是指中国历史这个研究对象，而是可能指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受到本民族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其二，受不同地区汉学学术传统的制约。 也就是说，西方不同地区的汉学研究，其发生与发展自有因缘。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无论是他们提出的议题、观察的取向，还是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与归纳总结的学术倾向，都有着内在的隐情。中国学界作为汉学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若非真正深入了解隐藏在每一部汉学著作背后的文化因素与学术史背景，就很难把握恰当地借鉴利用的分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学术要求也许是勉为其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有人会对西方汉学“一味追求和模仿”的部分原因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