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述多方面的推动之下，西方汉学开始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产生持续性、全方位的影响。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当今中国学界，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④这种“影响”表现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其对学术的正面推动意义不容置疑。在各个专题具体研究之外，最有意义的，一是有助于基础性学科规范的确立，二是对一些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以“新史学”为标榜的社会史，或是以“华南学派”为重要代表的历史人类学，还是常常搅动学界一池静水的个别争议性议题的提出，例如所谓“新清史”的说法等，无不如此。2004年，邓小南在梳理国内宋代史研究学术史时，就曾指出：“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⑤所以有学者这样说：“在我们看来，我们一直是在做中国自己的学问，其实背后却受到国外汉学治学模式的很深影响，它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学术。”⑥ 可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矫枉过正是最为常见的认识路径。在“几乎罕有人不受”其影响的格局之下，一些为推动者所始料未及的现象于焉产生。这就是刘东所说的“现在国内有些学者研究中国也净是汉学意识，年轻学子更是惟恐学汉学家的风格学得不像，这恐怕也是问题”。⑦张西平这样界定所谓的“汉学心态”：“西方汉学作为主导世界文化的欧美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学术界对它的接受也显现了另一种特点：汉学心态的出现。这就是对西方汉学的一味追求和模仿。”“急切地套用西方汉学著作中的学术术语，照搬西方汉学的研究方法，这已经成为当前文科研究中，特别是在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些看似很新潮的著作，看似很玄妙的理论，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几乎都可以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著作中找到原型。”⑧一些尽管相当不经、却比较能迎合民众心理的西方学者的论点，经过一些文化人士的鼓噪，其影响甚至已经溢出学界，波及到了社会，例如关于“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即是。⑨ 影响过于强化所带来的“一味追求和模仿”，以及以西方学者的论说为标准的现象，当然不仅无法对学术研究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更有可能反过来阻碍它的发展。因此，有学者甚至将对这种复杂影响的评判，提升到了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这样严重的程度。⑩在一些具体的研究取向上，类似的批评也不少。典型的例如葛兆光批评近年来西方汉学流行的区域研究方法，认为它“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我相信，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但在中国，由于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与欧洲存在差异，这种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不能不令人担忧。(11) 在西方汉学被大量译介三十余年、目前势头仍未稍见消减之时，针对其在我国学界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冷静客观地评估这一学术潮流，并站在学术本土化的立场上，就如何推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走向深化，提出自己的思考，是这一学术领域每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学者不应回避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