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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汉学的主体性与其特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汉学的问题。 简单说来，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国，自然是出于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并且反映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汉学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必然趋势。不过深究起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最早较有系统地观察了解、进而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是从明代末年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已是学界常识。传教士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与欧洲不同，并非僧道等宗教人士，而是儒士。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上帝福音”，他们开始将传教对象集中到士人阶层。利玛窦从着僧服到儒服的“易服事件”即为典型案例。传教士还在反馈回西欧本土的信息中，尽量放大中国作为一个由知识阶层管理的“开明君主制”国家的形象，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描绘得前途光明，以便争取本国教会信众的支持与捐资，更是对当时西欧贵族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得以借用耶稣会士告诉他们的关于东方“开明君主”制度的信息，来批判西欧的君主制度，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12)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轶事，无非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当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国，也未脱离这一规律。 当今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研究，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门与一些私人基金会资助汉学研究项目，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那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个体学者的一些研究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显见。尽管如此，在观察与被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前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研究者总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明显的“他者”，撇开政治、宗教等因素，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呢？ 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尽管因为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有时也使得其知识界感到困惑与沮丧；或是因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促使西方学者去反思他们观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观，于是才有了“中国中心观”命题的提出。但究其根本，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正确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主体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在这里，他者只能是西方的一个映衬物。一些学者的研究个案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张西平曾举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gos Jullien，1951- )的例子来作说明。于连认为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欧洲，欧洲才能获得自我的认识。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进行反思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