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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讨论，至今已历时八十余年，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今。这四个阶段中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都有着各自所处时代的鲜明特点。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并非孤立的学术问题，它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与不同时期世界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不同时期各自的史学理念，以及不同时期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等都直接相关。 关 键 词：欧洲中心论 世界史 全球史 作者简介：吴延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00006 从21世纪初延续至今的有关“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使欧洲中心论问题成为国内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欧洲中心论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对它的反思和批评早已经出现，在欧美史学界是这样，在国内史学界也是这样。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其研究工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从发端至今，已经历过几个迥然不同的时代，这些批评在不同的时代也呈现很不相同的面貌。 欧洲中心论近年成为国内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国内学者对它的关注和讨论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并展开了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雷海宗和周谷城。 雷海宗1928年发表过一篇名为《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①的书评。这篇书评开创了国内学者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先河。《世界史纲》初版于1920年，几年后就被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当时韦尔斯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消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的巨大迷茫，试图通过对整个人类历史图景的描绘，探寻已发生的那些事情为何会发生。《世界史纲》本身就带有反欧洲中心论色彩。在此书1939年版的导言里，韦尔斯明确表示自己在编写之初，就“认识到欧洲历史学者怎样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②但韦尔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醒，并没有能使他避免这个问题。在雷海宗看来，《世界史纲》根本就不能算作世界史，往好了说也不过是“前有四不像之长序中间被无关之事所参杂的一本西洋史”。他举了两方面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判断：1.韦尔斯在“叙述五六千年来各开化民族的历史”时，把一多半的篇幅留给了西洋人，而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犹太人、回人、蒙古人等总共才分得一小半；2.韦尔斯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③雷海宗的批评，如果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大致与欧洲中心论的两大弊端相合：世界史的研究叙事专注于欧洲的历史，及用欧洲的标准去剪裁其他地区的历史。不过，雷海宗的批评，出发点与时下的批评有些不同。现在史学界批评欧洲中心论，一般旨在摆脱它的影响，实现更为合理的世界史叙事，而雷海宗却不认为世界史是可行的。他当时受了斯宾格勒的影响，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好几个文化区域独立的各各独自发展演变”，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各各文化区域都是自过自家的生活，与其他一切的文化区域毫不发生关系”，因此认定“世界通史无论怎样也写不出来”。④所以尽管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但雷海宗并未就其展开深入的讨论。 20世纪50年代以前，雷海宗秉承“文化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这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自独自产生与自由发展的”。⑤这种“文化形态史观”本身就是反欧洲中心论的。它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并认为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性及独立的历史变迁过程。这种考察人类历史的角度，显然与欧洲中心论视角下对欧洲特殊性与优越性的强调大为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没落》会被视作对19世纪欧洲中心论叙事传统的反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