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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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这段时期，虽然也有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从属于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国内整体世界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前辈学人吴于廑先生，之所以在那个时期能给出至今仍具相当价值的批评，除了他自己过人的学力之外，大概也因为他的批评曾受到过域外史家的影响。在那个学术研究主要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年代，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总体上乏善可陈。在肯定这个时期对国内世界史学科初创之功的前提下，也应该意识到此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1978年后有关如何编写新世界史教材的讨论当中，欧洲中心论问题又一次进入国内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对国内世界史研究影响深远的吴于廑，在讨论中重申了他1964年发表的观点：古今中外书写“世界史”的，无一不有“中心论”的倾向，司马迁如此，希罗多德如此，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但有些不同的是，他除了批评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欧洲中心论的，还批评说苏联研究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也是欧洲中心论的。(22)在吴于廑的公开批评之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加入进来。这些对苏联世界史研究的批评，除了指责它还留有很多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旧观点外，主要是批评它在世界史分期问题上是欧洲中心论的。依照吴于廑的看法，苏联人对人类社会五阶段的划分还是西方式的，只不过是在西方传统的三分法之外，再加上“一头一尾”：原始社会和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23)对苏联人的批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批评，国内史学界变相地承认了自己的“世界史体系”有欧洲中心论倾向，需要做出深入的反思和变革，只是受制于世界史研究积累的薄弱，一时还不知该怎么去反思和变革。 那段时间欧洲中心论问题被提及的次数并不算多。即便提及也多像吴于廑的文章一样，只是指出欧洲中心论问题的存在，并列举一些它在研究和叙事中的表现，并未就其进行更细致的批评。事实上，在那个史学界忙着“拨乱反正”的时期，欧洲中心论并不能算作重要问题。对于讨论世界史问题的学者来说，更为重要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使新的叙事体系既能摆脱苏联模式，又能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在当时的国内史学界，欧洲中心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世界史中对欧洲讲得多，对亚非拉讲得少；将欧洲形容为先进的、文明的，将亚非拉则形容为落后的、野蛮的；以及没有突出殖民主义的侵略等。这种对于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也确实没有必要太过关注。国内的世界史叙事已经在尽量增加有关亚、非、拉的内容，只是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对这些地区表述更多，这不是欧洲中心论在作怪；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从不认为欧洲是文明、先进的唯一代表，只是说它在迈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领先一些，并且还不断强调这一领先是建立在肮脏与血腥之上；而对欧洲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批评，国内学界数十年来没有弱化过。 在这一时期有关如何更好地撰写世界史的讨论中，最大的成绩是1994年出齐的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24)这部世界史基本上是按照吴于廑的想法编写的，即努力克服民族的、地区的偏见，以全局眼光去探索“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25)虽然这套书在编写时曾努力避免滑向欧洲中心论，但最终的成书还是明显存在这个问题。书中对于欧洲历史的叙述，从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封建时代，到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欧美诸国的革命，再到工业时代来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遍及全球。在这种世界史叙事中，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而对亚非等地区历史的叙述，则附着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之上，缺乏对其独特历史脉络的足够关注。有学者指出，这部世界史在解释非西方国家在19—20世纪的历史变迁时，使用了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模式：“冲击—回应”模式。(26)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中心论问题基本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太多兴趣，这段时间只出现了几篇以此为主题的文章。彭小瑜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援引赖特(27)等人的观点，使用“归约”(generalization)概念，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问题进行了批评，指出欧洲中心论之所以难以克服，是因为它所包含的那些观点和概念通常是被作为“归约”而被接受下来的，是“演绎的出发点、影响归纳的重要因素”。(28)马世力在《也谈“欧洲中心论”》中，继续给它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说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对客观历史过程与规律做了歪曲反映的历史理论与史学体系”。他还指出，“不能用否认历史发展有中心的做法去反驳‘欧洲中心论’，也不能用否认欧洲在近代曾经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心，或把其他什么地区说成是中心，甚至否定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历史进步性的做法去批判‘欧洲中心论’。这样只能陷入新的唯心主义的泥沼”。(29)俞吾金在《突破“欧洲中心论”》中，就欧洲中心论难以克服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因为这种理论已通过西方人的常识、语言和逻辑，特别是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渗透到许多人的潜意识之中。”(30) 从以上三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国内学界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大致情形。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在批评欧洲中心论时借用欧美史学界比较新颖的批评方法，不再只是沿用简单的以意识形态划界、阶级属性归类的老办法，但这种新的批评并不多见。过去“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形成的话语体系余威尚存。大体说来，史学界在八九十年代里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兴致不高，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感知很不敏锐。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欧美世界很快变身为先进的代表，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自己相比于西方的落后。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欧洲中心论问题着实很难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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