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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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史研究的关注和讨论，使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总体水平上上了一个新台阶。全球史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其中加州学派的研究，大多会用一定的篇幅来批评欧洲中心论。与其他批评不同的是，全球史领域的批评更多元、更细致。这些批评不但对欧洲中心论的研究中的价值取向、论证逻辑、研究路径等多有涉及，还讨论了大量具体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鉴于这些批评本身的水准，对它们的关注自然会推动国内批评的进展。例如，在对《白银资本》的讨论中，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问题在学术领域深度及广度的判断，至少使更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异常复杂且牵涉极广；而弗兰克对19世纪之前亚洲跨地区贸易重要性的强调，也让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欧洲对于亚洲的优势到底何时开始。在对《大分流》的讨论中，彭慕兰有关西欧与东亚各自的核心区于18世纪晚期才出现“经济命运”大分流的观点，让更多领域的学者意识到，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被之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严重低估了。加州学派引起广泛关注的几种综合性研究，基于数十年来中国、日本等学术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然而，令人略感尴尬的是，国内不少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对此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刘北成在有关《白银资本》的讨论中曾批评说，“我在翻查一些国内学者的著作时发现，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明清为中国古代社会衰落时期’说等等，已经受到了这些学者有力的直接或间接否定。我感觉，大多数世界史学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或视而不见”。(39) 前文已经提及，仅就本文关注的整体世界史研究叙事领域而言，欧洲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世界史的研究叙事专注于欧洲的历史，以及用欧洲的标准去剪裁其他地区的历史。正是这两大弊端致使我们对于人类过去的认知出现偏差。欧洲中心论是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成型的19世纪，正是西方在世界范围确立其霸权的世纪。用通俗的话来讲，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的世界史，也就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对于历史研究叙事而言，它所蕴含着的不合理之处不言而喻。鉴此我们需要在此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尽力构建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叙事。 欧洲中心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史学问题，它与世界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与不同时代的史学理念，与东西方间政治经济实力的对比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欧洲中心论问题的批评，也同样要受到这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将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换种角度理解，我们也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从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到对它的批评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国内史学界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最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源于一些优秀前辈学人的敏锐观察。后来受制于特殊时代的学术氛围，对它的批评偏离出正常的学术轨道。雷海宗和周谷城在民国时期的批评，与同时期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批评相比，并不显得有什么滞后之处。举例说来，雷海宗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是基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斯宾格勒通过将其他“文化”与欧洲文化并列，从而使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不再能被“世界历史”轻易地排除在外，就像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做的那样。斯宾格勒开创的这种传统，后来在汤因比那里得到了延续，进而促成麦克尼尔开创全球史叙事。(40)国内学术界过去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连续的学术传承。这种传承的缺乏，可以清楚地从雷海宗和周谷城两位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右派”受到冲击一事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学术讨论逐渐回归正常的轨道。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吸收借鉴，通过国内学者自身的研究的由浅入深，国内史学界的相关讨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且已经具备了进行更深入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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