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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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类的历史当作统一的整体看待，并编写出国内第一部“世界通史”的周谷城，也比较早地注意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在初版于1949年九十月间的《世界通史》的弁言里，周谷城就谈到“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并表示会在自己的著述里“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⑥在此书1983年影印版的新序里，他更为明确地表示自己反对“以欧洲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世界史写法。这种世界史的写法，“首先写埃及，其次写希腊、罗马，再其次基督教，再其次欧洲中世纪，再其次地理大发现，再其次欧洲的向外发展，再其次世界各地的动乱等等。当然也还要写些其他的东西，但大体都是作为‘西方外的附庸’写的。”⑦ 周谷城很早就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视角去考察历史，其《世界通史》也是依照唯物史观范式书写的。他在本书弁言里明确写道，“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⑧这种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线索，来书写欧洲以外地区历史的做法，在当下已经多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因为它无视其他地区各自的历史变迁脉络。在1961年发表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里，周谷城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古代史就只讲希腊、罗马”；中世纪史则仅限于讲欧洲的“基督教、封建制、文艺复兴、民族国家、专制政府、地理大发现等”；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历史在涉及欧洲之外时，则只关注欧洲人对这些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而忽视“被发现”地区自身的历史。⑨ 大体而言，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主要针对世界史叙事过分“重视”欧洲的现象，而他所说的这种“重视”，则主要是就叙事的篇幅而言。他所批评的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大致表现是以欧洲一隅的历史来代替整个世界的历史，并将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视为可有可无的“附庸”。周谷城所批评的这种书写世界史的方式，确实是欧洲中心论问题诸多表现中的重要一种，然而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表现，即以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标准剪裁其他地区的历史，在他的批评中则未涉及。 1949年以后，国内的历史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可以称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引进了苏联的历史叙事体系，还在总体上接受了苏联在历史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到世界史研究而言，苏联“体系”的引进使国内的世界史学科短时间内得以系统化，但必须认识到，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也因此而沾染上欧洲中心论色彩。 苏联的“体系”是在欧洲的历史思想和知识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接受了很多“当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具体研究中所包含着的珍贵成果”。当时，苏联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并表示他们既反对人为地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东方”与“西方”，又反对“被殖民主义精神所渗透了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欧洲中心思想”。⑩然而，他们对世界史中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主要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纯粹的学术层面上并无太多可以显著影响后来相关研究的价值，也未使他们的研究叙事体系摆脱欧洲中心论倾向。 对于苏联人的世界史研究叙事范式，早就有学者批评它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吴于廑在1978年时指出，苏联那些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家，仍持有很多欧洲中心论的旧观点，在研究中把“欧洲的尺度”视为“全世界的尺度”。(11)马克垚也曾批评说，“苏联《世界通史》排列全世界历史的根据，仍然是西欧的模式”。(12)巴勒克拉夫的批评则更为严厉：苏联人这种由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等给世界史分期的做法，“甚至比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带有欧洲中心论的性质”。(13) 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这套研究叙事体系的引进，(14)是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对历史研究中“旧史观”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的。鉴于当时史学研究所处的外在环境，在引进这套世界史体系时，对其进行认真而彻底的反思和批评并不可行，其所具有的欧洲中心论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跟着传到了国内史学界。 然而，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并没有消失。周谷城在1960年、1961年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和《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在这三篇文章里，他继续秉持“全局观念”，对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评。在周谷城重新提起了这一话题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展开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以下是这一时期几种很具代表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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