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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书名是用毛笔分为两行竖写的，看来是父亲的手迹，署名是在右侧与书名并排的“希曼译”三个小字，下面有一方盖着“曾净吾印”四个字的红色印章，看来是第一位保存者的名字，书皮最上方有一排从右到左的横排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在该书封底从右至左，用繁体字竖写着以下几行字： “公历一九二二年一月初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 定价大洋一角 原著者 俄国共产党 译 者 希 曼 广州昌兴新街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人民出版社” 看来，“广州昌兴新街”是当时“人民出版社”所在的地址，在以前写文章时我还误以为这个地址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迷惑敌人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经查陈独秀年谱，才知道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底就抵达广州，1921年1月中旬担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暗中从事组建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此后才有”南陈北李”建党之说。据此看来我觉得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应该是在广州由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印刷出版的。 在该书的封三上刊登了《广东群报》的一则启事，内容如下： “本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绍介世界劳动界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制度底下奋斗的一线曙光。诸君有关心文化消息、世界趋势和社会问题的吗？请看 文化运动的中心 世界消息的总汇 改造社会的先驱” 这则启事登在该书上，我认为足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本书的政治倾向了。 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专家尤拉先生对先父张西曼也颇有研究，他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三集第8页的《一九二一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据考证，这是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张国焘执笔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曾提到“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译文尚未印出。”而在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事综录》中提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总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写道“我们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尤拉还告诉我，他发现我的父亲张西曼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而又在当前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党史中都很少涉及的边缘人物，他的话更引起我钻研先父张西曼鲜为人知的生平以填补历史空白的兴趣，我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4页中看到“康民尼斯特”的意义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指的都是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不仅为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供了“以仿效苏俄改造国民党”的借鉴，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参考，更直接为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