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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下午4点多钟，当我从外地出差刚刚回到北京，顾不上旅途的劳累，急急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时，却已经超过了售票时间，买不到门票了，可是当我向守卫大门的警卫战士说明来意，他们立刻友好地放行，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路畅通无阻地走进展览大厅，当我走过大厅一转弯，在正式展区的左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大幅照片和说明文字，而在右手第一个高大的玻璃展柜的底部，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刊物”白底黑字的标签下面，摆放着一排已经陈旧发黄的小册子，我第一眼就看到，从右侧起第三本书就是先父张西曼教授以“希曼”笔名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书名上方有一行从右向左的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这本书上红色竖写的书名分外鲜明，那是父亲的亲笔笔迹，岁月的流逝使书页发黄变脆，可是却永远磨灭不掉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革命者起到的启蒙作用。没有想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竟然有我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四处寻找“踏破铁鞋无觅处”，却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早期的版本，这种喜悦难于言表。经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曹欣欣、胡惠强等同志联系，才知道在展柜中摆放的是个惟妙惟肖的仿制品，原件是1922年1月的初版本，已经作为珍本收藏，需要有关领导批准才能见到呢！ 党的纲领是一个党的旗帜，由于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处在秘密状态下，环境非常险恶，在白色恐怖下要想公开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党纲》是极端困难和不现实的。根据谢荫明撰写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党纲的研究资料来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参照《俄国共产党党纲》等国际上其他各国共产党党纲所制定的，而《俄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这两本书除了一个是“俄”、一个是“中”名字不同以外，其中有关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组织路线、奋斗目标等等内容基本一致。谢荫明同志告诉我，他在研究中至今没有发现过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本，鉴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至今竟然已经发现先后曾有过六个中文版本，我考虑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连续六年的反复再版发行代替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我把这个设想告诉谢荫明同志，他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2001年12月18日，当我再次与谢荫明联系时，他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在1954年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归还共产国际（1919-1943）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时，其中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俄文本；另外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公博在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到美国留学，毕业时所作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文后有几个附件，其中就有一份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英文版。对照俄文版和英文版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内容，意思基本一样，证明是可信的，一共是十五条，叙述非常简略。可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八十年来，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者都还没有找到过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本。谢荫明还说，当时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各国共产党都是其中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参考或完全引用《俄国共产党党纲》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完全隶属同一个系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按照老大哥的方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更显出当时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是很宝贵的。中国共产党用《俄国共产党党纲》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有回旋余地，讲究斗争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而且联共（布）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内容比《中国共产党党纲》要细致得多，无论对于会议程序、工作方法、组织结构、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方式等都有详尽的解释。 根据谢荫明的介绍，2001年12月20日，我在近代史图书馆查阅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上下册），在上册227页上，我看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下面有一个小注，写的是“原文无时间，此时间是编者判定的”，文后标明该文的出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 15-20页），在这份报告中“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登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 仔细琢磨“印刷所受到监视”和“不能刊登我们的出版物”这两句话，就不难明了为什么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会连续六次再版发行《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中译本、而至今却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党纲》中文单行本的原因了。 事实说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不仅为孙中山先生改造国民党提供了参考，为确立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更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八十年前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社会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中有一篇《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文，谈到： “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而在另一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更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