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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永珍告诉我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原中法大学藏书中有1926年先父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再版本，但因没有见到复印件，不清楚是第几版， 4年来我曾从多个角度想方设法，希望能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复印到这本书的封面及有关内容，却由于不通法语、渠道不畅等原因一直未能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方面联系上。 199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朱宗震研究员在整理黄炎培日记时发现1949年8月20日黄炎培曾应我母亲魏希昭之属，为《张西曼永念集》题词：“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盛赞了张西曼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和他毕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只可惜《张西曼永念集》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不知流落何方。但如今能够找到这份题词的线索，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2001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到了“一九二二年一月”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记实》一书，在封三部分的扉页上发现有“人民出版社通告”，内容如下： “近年来新主义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项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通告之后分为： “马克思全书”（包括《马克思传》、《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等共15种书）； “列宁全书”（包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文集》等共14种书）； “康民尼斯特丛书”（包括《共产党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入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妇女》等共12种书）； “其他”（包括《李卜克内西纪念》、《马克思学说体系》、《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11种书） 以上四部分共52本书的全部目录中，《俄国共产党党纲》列于“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第二种，可见出版者对该书的重视，书名后有“（印刷中）”三个字，由此可见《俄国革命记实》与《俄国共产党党纲》虽然同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出版，但《俄国革命记实》出版的时间应该略微在前；目录中《俄国共产党党纲》译者的署名是”张西望译”，我估计是正式出版时才改为“希曼译”吧！ 同时我又发现在中国文化部由先父挚友田汉之子田大畏任总编、历时十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这套大厚本的丛书中，记载了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珍藏有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于1926、1927年再版，还存有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重要情况，由于《俄国共产党党纲》这部书的各个版本是我在读者阅览室书目中没有找到过的，所以我开始求助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内部寻找。令人振奋和惊喜的是，2001年3月在国家图书馆特藏部郭满旭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在普通读者查不到的新善本图书中存放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的第五版和1927年3月的第六版。虽然至今还没有在国家图书馆找到1922年1月初版（即第一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踪影，但能找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五版和第六版已经是感觉非常珍贵的。过去我一直以为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1922年初版后，只是在1927年再版过，做梦都没有想到从1922年到1927年的六年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竟然不间断地先后连续印了六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第五版的封面与1922年1月初版的封面基本相同，最上面的一行字都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而在1927年第六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上部的横字从右至左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名仍是分为“俄国共产党”和“党纲”两排，左侧下角只有竖写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没有前五版封面左下角竖写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几个字，我想这本一九二七年三月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六版应该是移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印刷发行的，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也就是错误地以第六版的发行时间作为《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发行时间的依据吧！ 2001年是先父诞辰106周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肩负人民的期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7月4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我写的《张西曼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虽然由于版面限制，未能发表我写的全文，但能在《人民日报》这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党报上发表哪怕是很短的文章，我已经非常高兴了。巧的是就在7月10日先父逝世五十二周年的这一天，我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消息告诉在党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副主任，而谢荫明则告诉我一个更大的好消息，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肩负人民的期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时，发现在第一个展柜的展品中就有先父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小册子，他经过仔细查看，确信无疑，特将这个消息转告给我，使我倍感兴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