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8、19世纪欧洲人眼中的王安石 根据美国学者刘易斯·A.马弗里克的研究，第一个将王安石介绍到欧洲的是法国的耶稣会士、汉学家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⑥1735年杜赫德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被誉为18世纪三大汉学著作之一。⑦该著第一卷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中提及了王安石与富弼关于天变的著名争论，王安石主张天变不足畏，富弼则否定了他的说法，接下来杜赫德说：“备受崇敬的司马光坚定地反对这位鲁莽而诡诈的大臣的一切措施。”⑧据当代法国汉学家蓝莉的考证，此处记载可能来源自明代袁黄的《历史纲鉴补》，而杜赫德对王安石的态度，与他自己的立场以及当时法国思想界所关注的中国无神论问题紧密相关。⑨另外，《中华帝国全志》第2卷收录了译自《御选古文渊鉴》的文章，其中包括王安石的《上时政疏》和《复仇解》，也包括两篇著名的批评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文章——苏洵的《辩奸论》和郑侠的《论新法进流民图》。⑩前者指责王安石为奸臣小人，后者批评新法导致流民失所。在杜赫德的书中，王安石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其后，法国汉学家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著译的《中国通史》第8卷、德经(De Guignes，1721-1800)等人所编纂的《中国杂纂》第10卷中，都有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他们都是以王安石的反对者所留下的材料作为依据来记述的。(11)1829年，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1788-1832)在关于司马光的论文中顺带介绍了王安石的事迹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12)他对司马光明显地持赞扬态度。可以说从杜赫德到雷慕沙都带有明显的“尊马抑王”倾向。 到19世纪中叶，古伯察对王安石的描述改变了这一倾向。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4年至1846年在中国长途旅行，1854年出版《中华帝国纪行》。在该书中，古伯察提出了王安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王安石主张政府应把帝国所有的资源收归国有，成为惟一的主人和老板；政府应全权管理商业、工业和农业，帮助劳动阶层，以防他们被有钱人榨干挤净；在土地政策上国家应是土地惟一的所有者。他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等同起来，“那些使得法国大众为之狂热，被看作人类理性进步之崇高结果的社会理论，大部分不过是天朝许多年前已经破碎的中式乌托邦。”“在公元11世纪，生活在宋王朝的中国人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与后来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所看到的情况比较接近。”“王安石的文章和激烈言论和我们这个时代报纸上、参议院里的宣传很类似。”古伯察还重点介绍了青苗法的实施方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摧折了巨贾的利益，而其目标就是使所有的阶层都变得贫富统一。他还论述了司马光与改革派就青苗法展开的争论以及后来宋神宗死后的政局变动。(13) 就古伯察对王安石叙述的内容来看，其中错误甚多，除了王安石的土地国有主张以外，最为离谱的是他关于成吉思汗的一些论述。他认为在追随王安石的改革派遭到迫害的时候，成吉思汗正在鞑靼草原上崛起。这些充满改革精神的王安石追随者逃到了鞑靼沙漠，“把不安的精神和骚动的性格传递给蒙古部落”，“狂热的革命情绪嫁接到这些强悍部落身上”，于是就有了成吉思汗的世界征服之旅！(14)可见古伯察对中国朝代的基本常识尚有所欠缺。 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一书出后不久被译为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等多国文字，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多地发行，阅读者广泛，是19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作品。(15)他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影响甚广，这从1855年爱丁堡和波士顿的两份杂志转载古伯察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就可见一斑。(16)1927年，伦敦甚至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China in the XI Century)的小册子，内有古伯察关于王安石的论述，F.R.马丁(F.R.Martin)为该书写了导言。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推断：邵可侣关于王安石的叙述很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古伯察。邵可侣将王安石作为社会主义者写入自己的地理学著作之中，其后俄国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王安石的讨论也渊源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