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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宋史学者关于王安石的新见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对王安石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这和郝若贝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是美国著名的宋史学者，他于1963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关于宋代的研究形成一种新的模式，被称为“郝若贝模式”，(45)其观点对美国宋史学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宋代社会史、思想史研究影响甚大。 1963年，郝若贝在经济史家约翰·奈夫(John Nef)、经济学家哈耶克(F.A.von Hayek)和宋史专家克拉克(E.A.Kracke)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中国11世纪的铁与早期工业化》的博士论文。郝若贝称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主要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46)哈耶克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由市场最坚定的捍卫者。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不仅奠定了郝若贝论文的思想主轴，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思考方向。 郝若贝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将11世纪的中国学术主要分为三类：古典主义(classicism)、道德教训主义(moral didacticism)和历史类比论(historical analogism)，所谓古典主义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道德教训主义则是二程为代表的道学，历史类比论则是司马光为代表的史学。他认为古典主义效法三代，对后古典(即三代以下)历史的否决，严重限制了社会研究的经验主义基础，重建一个故纸堆中的理想古代的愿望，“回避了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中非设计秩序(an undesigned order)的问题”，儒家经典的唯一权威“消除了任何对于论证或证据的逻辑方法的需求”。因此，在他看来，北宋后期的古典主义插曲实际是“一个格外贫瘠的时期”。(47)这实际是否定了王安石新学的进步意义。 郝若贝在1982年发表的《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一文“在美国宋史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奠定了其后20年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讨论模式，其影响延续至今”。“郝若贝模式”由此文奠定，其着眼点是精英身份的转变：“主要统治阶层由唐代的世袭精英阶层发展到北宋的职业精英(官僚)阶层，再到南宋地域精英(士绅家族)”。(48)郝若贝认为，王安石试图对中国政府的机关与政策进行广泛的制度变革的时候，“地方性的、亲属的、利益集团的、恩主与受庇护的以及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混合体形成了派系”，派系的斗争导致了职业精英的衰落，最终在12世纪初“作为一个单独的地位群体的专业精英阶层已经不复存在”。(49) 受郝若贝的影响，韩明士(Robert Hymes)和史乐民(Paul J.Smith)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种变化。韩明士考察了两宋抚州精英的转型，他以北宋的王安石与南宋的陆九渊这两位抚州人物作比较，认为北宋精英有面向全国政治的倾向，而南宋精英具有地方性。(50)史乐民的研究重点放在王安石的新政上，以1074-1224年四川的茶叶垄断及四川和青海之间的茶马贸易为主题，重点考察的是王安石新政时期开始的四川茶叶专卖。他将王安石新法称之为“经济激进主义”，其含义“首先是一种直接通过专卖和政府企业和间接通过商税参与商品经济的倾向，其次是运用国家权力来提升经济活动和增加政府在经济的整体资源中份额的承担”。(51)他详细讨论了王安石的官僚企业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理论，并指出王安石的经济激进主义最终堕落为横征暴敛。(52) 1993年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和韩明士主编的《经世：宋代中国通向国家与社会之路》鲜明地体现了郝若贝模式的影响：一方面是11世纪政府积极有为的失败，另一方面是12世纪向社会和地方的转向。这部论文集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53)史乐民讨论了茶叶专卖和青苗法，对经济激进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54)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框架下最具代表性的是包弼德(Peter K.Bol)关于王安石、司马光比较的论文，包弼德认为：“司马光坚持认为秩序依靠于维系一个明确界定的代表权威的阶层，这种阶层的划分与职责的区别相对应。因此当王安石企图打破原有的政府分工并建立起统一的控制时，司马光想做的是保持政府各个层面的松散关系。王安石试图把政府与社会统一为一个整体，司马光则希望在政府的常规活动和人民追求物质利益的传统方式之间划出一条必要的界限。王安石希望的是打破私人财富的权威，司马光则为富人特殊的和必要的社会机能而辩护。”(55)也就是说，司马光的主张类似于“小国家、大社会”，而王安石的主张接近于“大国家、小社会”。借助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包弼德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主张不仅与宋以前的历史联系起来，“王安石脑中所想的应能使我们联想到秦朝和王莽的新朝，而司马光的观点则与汉唐比较一致”，同时也将其与近代以来的中国联系起来，“也许会有人联想到和司马光相似，国民党愿意成立一个容纳私人利益的政府，而共产党则致力于使私人利益依附于公共机构，如王安石所为”。并且，“虽然新法倡导者统治了宋朝政府近半个世纪之久，但从南宋开始，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基本上接近于司马光的认识。”(56)这样包弼德把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时代进行了两种区分：秦朝-新朝-北宋后期-共产党(改革以前)：王安石路线；汉唐-南宋至明清-国民党：司马光路线。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个谱系中，司马光路线代表着一种正常的路线，而王安石路线则是极端的特例。 美国的宋史研究深受日本东洋史学者的影响，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或称“内藤-宫崎假说”)影响犹大。(57)包弼德将内藤、宫崎的唐宋变革论称之为传统的阐释，而将美国学者的研究称为新的阐释。他在关于两宋社会的变迁中总结说，正是因为王安石积极有为的政府其为政之道(大政府主义)的失败，才导致了南宋新儒家寻求替代国家激进主义的方案。(58) 郝若贝模式是对内藤-宫崎假说的借鉴、批判与修正。但是这种修正不仅仅是事实层面的，还有价值层面的内容。内藤-宫崎假说以王安石变法为近代化的方向，郝若贝模式则正好相反，南宋的地方士绅社会才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59)前者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力，后者重视的是社会的建设；前者是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表达，后者则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展现。 纵观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介绍与研究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出，就知识积累而言，他们对王安石的认识有着不断丰富深化的过程，并且产生了很多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成果。王安石研究已然成为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思想变迁的角度来看，每一时代对王安石的看法都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反映出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都往往是“以自己的场域为前提”。(60)西方学者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答，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也有需要反思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