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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关注增多。1903年加拿大人福开森(1866-1945)发表的《王安石》一文是西方学界第一篇正面阐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学术论文。 福开森1886年来华，曾任汇文书院首任院长，南洋公学监院，以研究中国艺术史和文物收藏著称，对宋史也颇有研究。1902年他以《宋代的儒家复兴》(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 in the Sung Dynasty)一文获得了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福开森的《王安石》一文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会刊上，他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深刻思想和伟大事业。作为一位对宋代历史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他分析了王安石所处时代，并将其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他提到与王安石基本同时的希尔德布兰德(即格里高列七世)，认为当时东西方都处于伟大的思想可以发挥自己效用的躁动时刻，但当时的中国比西欧更加和平和繁荣，因此王安石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性的方案具有了尝试的可能。他认为王安石强调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注重社会生活的物质和实际的方面而不是知识和道德，并引用赫胥黎的话来说明王安石和赫胥黎一样都是将人民的物质繁荣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他将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分为四个方面：(1)国家商业垄断；(2)均税；(3)军事组织；(4)国家招募劳力，认为王安石的方案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和广泛的同情，虽属于功利学派但是心系大众疾苦，而他的失败是由于他对于民众对他所认为的符合他们利益的意愿过于乐观。他肯定了王安石改革的意义，“他为改革和改革方案所发明的词汇被一切后来的改革者所沿用，甚至直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党。”(17)穆四基(John Meskill)认为这篇文章标志着对王安石新法的现代“再发现”，即发现王安石的事业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明显兼容性，他称福开森是20世纪众多以此方式理解这位11世纪改革家的代表人物。(18) 1908年美国人荷马李发表《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怎样失败的》一文，讲述了1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故事。荷马李(1876-1912)十分迷恋中国的历史文化，曾协助保皇会的庚子勤王活动，后来支持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在文中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原则传播到了整个国家。他还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在于民众没有准备好，王安石及其他社会主义者促使人适应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性改造，但是并没有如其所愿。(19)荷马李还认为王安石要进行土地国有化，实行集体农业，这都是他对王安石政策的误解。 不久之后，荷马李的观点受到了陈焕章的批评。陈焕章(1880-1933)曾就读于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出版后成为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孔门理财学》中第八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是从儒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陈焕章否定了荷马李所说的王安石要进行土地国有化的看法。(20)他主要讨论了王安石的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他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王安石所主张的那些《周礼》中的法令可以有效运用，“以政府贷款为例，如果政府的权力确实是在人民手中，那么人民的利益将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特别是官员，不可能对人民做坏事”，这样的政府贷款才能够利国利民。(21)他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是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性质，那就是生不逢时，“不是太晚就是太早”——如果早一点生在封建时代(指周朝封建制时代)，或者晚一点生在民主社会的现代，王安石都是可以成功的，而且假如王安石那时成功了，中国早就成了现代国家。(22) 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王安石与马克思做了比较，认为二人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对自己的论断和宏图的可实施性很有信心；在追求目标上都很坚决，甚至可以说是无情；都对历史作出了新的偏执的解读；最后，动机都来自对普罗大众的同情。”(23)同年，俄国汉学家伊凡诺夫出版了《王安石及其改革》一书，书中也称王安石改革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24)美国汉学家高文(1864-1960)在1914年的一篇论文中也称王安石是1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家。(25) 1915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对王安石变法有重点关注。韦伯参阅了陈焕章的著作，不过他关于王安石的材料多来自伊凡诺夫的《王安石及其变革》一书。韦伯写道：“王安石试图通过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改革，以建立一支足够的、能使用的国家军队。他所进行的被人们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从狭义上讲，有点类似(即不完全相同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所进行的改革尝试，后者基于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施行了垄断的银行政策和谷物仓储政策。”(26)韦伯将王安石变法看作一场失败的理性化改革运动，其改革受到了儒教徒的反对，未能建立起合理化的军队组织和公共财政，而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文人阶层的反对与破坏对改革的失败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7) 1931年，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将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安石“所处施殆与近代西洋的统治制度相类似”。(28)福兰阁在思想倾向上有“崇法反儒”的倾向，这和德国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有密切关系。(29)他对王莽、王安石的评价也受此影响。 英国人威廉森(H.R.Williamson)的两卷本著作《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与教育家》1935年至1937年分两卷在伦敦出版。威廉森曾任英国浸礼会国外事务总干事，1935年他曾在北京华文学校作关于王安石的演讲，他所写的这部著作是用来申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威廉森在书中极尽对王安石的崇拜之情，强调王安石诸项政策的合理性，他还借王安石的主张来批评当时英国保守党的政策。(30)这反映出经济危机背景下英国人对国家干预的诉求。在学术水平上，萧公权谓此书为西人关于王安石最详备之著作，然“作者之工作与其谓为研究或撰着，无宁谓为编译之较近实”。(31)此外，施赖奥克(Shryock)、赖发洛(L.A.Lyall)、魏特夫(K.A.Wittfogel)、荒木敏一、马弗里克(Lewis A.Maverick)(32)等多国学者都写有书评对该书进行介绍和评论。 王安石在这一时期还受到美国政治家华莱士的青睐。华莱士曾阅读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还读过威廉森的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面临大危机的时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从王安石的青苗法中获得启示，在美国建立常平仓制度，设立商品信贷公司，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困境。中国当代学者李超民认为华莱士所推行的农业政策几乎都是源自王安石变法，“华莱士就是当代美国的王安石”。(33)美国汉学家卜德曾提出，华莱士的农业新政与王安石的青苗法没有关系，(34)但李超民否定了这一说法。(35)1944年，时任副总统的华莱士访华时称，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说：“他(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取办法，也非常相似。”同时他还强调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制度背景：“我们固知王安石的新法因当时情形不容平民有民主的组织，以支持政府发动的改革，致遭阻挠，但王氏的思想在中国政治传统上已留下不朽的印记，九百年前保育政治所不能达到的，今日民主政治已经能够实行了。”(36)这个看法可以说印证了陈焕章对王安石青苗法的评判。 在当时对王安石的广泛赞誉中，也有异样的声音。1947年拉铁摩尔夫妇在他们的《中国简明史》中对王安石的改革有不一样的解读，他们肯定王安石的一些成就，同时认为王安石是要“在不消灭地主阶级原有结构的情况下把农业生活和农业收入从地主手里转移到政府手里。这也是一个带有典型性的中国问题。”他们否定王安石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王安石的用意并不在于国有制，而在于国家的全体官僚人员进行垄断控制。”(37)同年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他的英文作品苏轼传记中对王安石的评论可谓是言辞激烈的否定，他认为王安石和希特勒一样，有“妄想狂”的性格，他把王安石的改革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否定梁启超所说的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王安石的改革结果是“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独占制度”。(38)他的观点受到了当时美国评论者的批评。(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