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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受严译《社会通诠》关于近代中国“七分宗法、三分军国”的社会定位影响，意在用进化论思想解读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及理念。就社会等级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的关键人物是“君长”。刘师培在“君长原始论”中称：“君长之制固始于洪荒之世乎？特英甄克斯《社会通诠》有言，图腾社会有巫无囚。”在刘师培看来，“洪荒之政治皆神权之政治也”。就中国而言，“洪荒以降，易巫为酋”。“禹合诸侯于会稽，戮防风氏，而诸侯各国始知天子之尊，酋长之制遂易为封建之制矣”。在“宗法原始”中称：“洪荒之世父权与君权相同。所谓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也。盖父子之伦既立，而宗法以成。”刘师培宗法制度论的基本学理源自严复译著《社会通诠》，“宗法成立析为二期。一为种人之宗法，乃游牧时代之制度也。一为族人之宗法，乃耕稼时代之制度也。（见《社会通诠》）”⑤比照《社会通诠》：“蛮夷之社会，自能牧畜，而转为宗法之社会。种人之社会，自能耕稼，而转为族人之宗法。”⑥英文原著为“that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conveys the savage pack into the patriarchal tribe; and that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e broke up the tribe in clans.”比勘中国历史，刘师培对严译甄克思的理论作了本土化的解读：“种人宗法以神灵首出之一人为一种人民之祖，谓人民咸出于一源。征之古籍得二证焉。一为五帝三王咸祖皇帝。一为婚姻之礼娶女异邦。及人口滋蕃，而谱系之学亦日显，由是种人之中各推其祖之所自出，而氏族以分，致种人之宗法易为族人之宗法。”⑦由此可见，刘师培是用本土文献印证严译《社会通诠》所谓的社会进化阶梯，并对“宗法”提出了自己的解读。 刘师培称：“宗法起源起于祭祀。”他征引中国文献资料对“宗法”训诂：“帝王为一国主祭之人，故帝王亦称为宗，中宗之类是也。又由宗法之义引申之，凡族人为主祭之人统辖者，亦莫不称之为宗，此宗法之名所由立也。”他的结论是：“宗法者，世袭制度之起原也，亦阶级制度之权舆也。”⑧刘师培依据严复译介的进化论并结合中国古典文献进行阐发，意在说明近代中国仍处宗法社会。“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⑨此为治学重经世致用的刘师培的立意所在。 近代救亡图存压力下刘师培、严复等学人为近代社会定位进行学理探索，从而为未来变革提供国情及学理参照。 刘师培的宗法制度理论，其学理论证涉及国学因素及严复译著中的进化史观，即他在进行“社会主义”学理论述时，仍念念不忘国粹。 就国学方面的学术交游而言，早期投身革命后变节的刘师培与章太炎引为同道，二人在政治上也有牵扯。1903年，章太炎与刘师培会晤于上海，就国粹问题多有切磋。就政治身份而言，刘师培于1904年加入以章太炎、陶成章为核心的光复会，后来成为光复会骨干，并易名“光汉”。与此同时，刘师培对域外新学也很重视。1906年，刘师培应陈独秀等人之邀，携其妻何震赴安徽芜湖任皖江中学、安徽公学、赭山学堂等校教职，开展反清宣传活动。次年2月13日，刘师培听从马君武建议，应章太炎等人的邀请，同时也由于清政府对安徽公学的严密监视，遂同何震、姻弟汪公权并苏曼殊一起，东渡日本。⑩到日本后，刘师培参与《民报》编撰工作。(11) 1907年6月，刘师培夫妇开始接受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以何震名义出版《天义》报。(12)是年9月25日，《民报》第15号刊载的《〈天义〉报广告》云：“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于男女平等精理，言之尤详”，(13)表现出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论及创刊旨趣，刘妻何震曾发表演说，称：“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14)1907年6月10日，《天义》报创刊号称其“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报”。(15) 1907年6月中旬，刘师培、张继等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讲习会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主，(16)张继为核心人物之一。谈及刘师培、张继等于日本参与“原始社会主义”组织，陶铸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一文中称：“我和他们并参加了日本原始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为首组织的座谈会。这时日本社会主义的党虽还未正式成立，但已有了雏形的组织。座谈会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以旅行玩山游水为名，到东京郊外一些地方秘密开会。日人参加的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北辉次郎、和田三郎、宫崎民藏（宫崎寅藏滔天之兄）和菅野子（女），此外还有我不知其姓名的。中国有张溥泉、刘申叔、何殷震（即何震）、汪公权和我数人。”(17)实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已有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10月，幸德秋水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傅立叶、蒲鲁东、马克思等的思想。1901年5月，他们筹建了“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撰《社会主义真髓》，成为日本社会主义启蒙书籍。是年11月，幸德秋水、堺利彦组建“平民社”，刊行《平民新闻》。是年刊载《共产党宣言》译文、《告俄国社会民主党书》，并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相呼应。后引起政府注意，遂被查禁。1905年，幸德秋水因参与社会主义运动，被捕入狱近半年。他在狱中阅读了大量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释放后，幸德秋水流亡海外，在旧金山考察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坚定了无政府主义信念。1906年6月23日始回日本。日本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动，社会冲突加剧。1906年日本产业工人达60万人，后工人运动高涨，1907年《平民新闻》始复刊。是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刊文倡导日本革命者与中国革命家、东洋社会党联合。在幸德秋水的感召下，章太炎发起“亚洲和亲会”，自任会长并撰《亚洲和亲会约章》，刘师培等参与其事。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分裂，片山潜等主张改良，幸德秋水侧重社会贫富悬殊下的伦理探索，不再寄希望于议会政治，转向无政府主义运动，主张采取行动。从陶铸记载的人物名单来看，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基本上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派人物。 在日本“原始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迅速发展。1907年6月25日，《天义》报出版了第2号，刊载《社会主义讲习所广告》。7月25日，《天义》第4卷出版。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西汉社会主义发达考》开始在该刊连载。(18) 以刘师培、何震、张继等为核心的《天义》报，不但欣赏严复译介的天演进化论，而且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将两者比照。1907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发表《苦鲁把特金学术述□》，对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进行评价：“扰乱平和，蔑视公理，均赫胥黎诸氏‘惟争乃存’一语有以误之也。‘惟争乃存’，故以能竞争为强，若明于苦氏互助之说，则竞争者恒败劣，互助者始生存，而强权可以渐弭矣。”(19)他认为互助论可弥补进化论的缺陷。 刘师培将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归为互助论与无政府主义，他称前者为“互相扶助论”，后者为“无中心论”。“无中心论”奠定了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的“人类均力论”的学理基础。在“人类均力论”中，刘师培抨击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认为其“于人类平等之旨，大相背驰，其说更出许行下矣”。他非常认同战国的许行的学说，说“许行之说，虽未圆满，然其倡并耕之说，则固中国第一人也”。(20)可见，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建构在中西文化交融之上的。《天义》报在刘师培等倡导下，也多以西学反证国学。 刘师培将中国的老子思想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比附，在《天义》第5卷上发表《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老子像》。在他看来，老子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而鲍敬言、许行等是无政府主义的中坚人物。他对鲍敬言的“无君论”称赞有加：“中国政由君出，既言无君，即系废灭人治，与无政府之说同。至于废道德而弃法制，非军备而贱财货，尤属清源之论。盖彼义欲使众民平等，共享完全之自由，故立其说，较老庄为尤显。”(21) 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译介克鲁泡特金著述《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有按语称：“苦氏学说，其最精者为互助”，“苦氏此篇之旨，以为仰观太空，俯察物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均由各体结合，以成自然之调和。彼此调和，斯成秩序。援引各例以证人类之互融；复援引历史，以为人类社会生活在国家生活之先。今日以来，自由结社之风遍于世界，由是而进，即能以社会代国家，而其要归之旨，则在于实行互相扶助”。(22)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内，分析社会取代国家的可能性，认为互助是无政府主义的关键。鼓吹互助论成为《天义》报旨趣所在。 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天义》常关注中国留日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并积极予以报道。例如，1907年9月22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天义》报道了刘师培在会上探讨中国财产制度变迁的讲演，略谓：“财产私有起于游牧耕稼时代，中国三代时，有土地国有制，有家族共产制，即井田宗法是也，后世亦有行国家社会主义者。至于今日，则纯为财产私有制，非实行共产制度不足矫贫富不均之弊。”(23)共产制度的基础是互助。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天义》介绍了马克思及《共产党宣言》。1908年，《天义》第16～19卷合刊发表了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译文前有刘师培所作序。(24)何震在《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中作按语，称：“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25) 因日本幸德秋水等倡导的政治运动引发日警高度关注，1908年3月20日，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齐民社”后第一次举行集会，刘师培、章太炎、宫崎民藏等发表演说。4月6日，为了推进无政府主义，跨越语言交流上的隔膜，世界语讲习会在刘师培住宅首次开班。参加者有刘师培夫妇、张继、苏曼殊、景梅九等20多名中国留学生。4月12日，齐民社第二次集会，刘师培、汪公权、潘怪汉、大杉荣等到会演说。4月26日，齐民社第三次集会。4月28日，刘师培等在东京出版《衡报》第1号（创刊号）。《衡报》实继《天义》之衣钵，为无政府主义之喉舌，为躲避日本警方的干涉，托名澳门出版。刘师培作《发刊词》，定《衡报》宗旨为：(1)颠覆人治，提倡共产；(2)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3)记录民生疾苦；(4)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5月8日，《衡报》第2号出版。10日，齐民社第四次集会。6月14日，齐民社举行第六次集会。(26)会议如此频繁，可见刘师培等的主观能动性及无政府主义情绪的高涨。 刘师培、章太炎等同仁频繁聚会，重要目的是利用日本“原始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为原光复会高张理论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云：“光汉夫妇时与章太炎、苏曼殊同居，渐与日本社会党之急激派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游，遂心醉社会主义。寻发刊一《天义报月刊》，极力鼓吹社会主义学说，是为我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矢。”(27)刘师培等试图用无政府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对抗。面对近代救亡图存压力下的国家与社会力量的重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所谓“社会革命”当然是相对社会点滴意义上的渐进改良而言的，所谓“政治革命”当然要批判君主专制。 当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所谓激进派、保守派分裂，并就议会制争锋的时候，中国的舆论精英亦发生阵营分裂。若中国革命成功，孙中山、章太炎与刘师培对其后的政治道路选择看法颇不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显然被刘师培等视作同孙中山等论争的理论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