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核心人物吴稚晖与《民报》主编章太炎的恩怨，由来已久。吴稚晖等连续在《新世纪》发文影射章太炎等国粹派，是革命阵营内讧的表现。这当中的恩怨可以追溯到“苏报案”。 章太炎作邹容传记，(47)叙及他与邹容交往的经过，指斥吴稚晖（吴眺）在“苏报案”发后告密，“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展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眺，召眺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眺即出《革命军》及《斥康有为》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48)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邹容亦自行投狱，后病亡。出狱后，章太炎对吴稚晖卖友行径始终不能忘怀，在继续指挥《民报》批判满清专制的同时，对吴稚晖及《新世纪》也没有什么好感。两者终以舆论分野面貌出现。 1908年2月25日出版的《民报》第19号，刊载吴稚晖与章太炎往来的书信。吴稚晖原信称：“枚叔先生执事：去年恒来巴黎，见君所作《慰丹传》登诸第十号《革命评论》者。中间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满纸孔子若曰、孟子以为，作优孟之声口。文品如斯，恒乃大奇。”信中“慰丹”指邹容，“俞君”指俞明震。章太炎在同期《民报》上刊文反驳，称：“稚晖足下：吴眺、吴、吴敬恒，皆足下也。昨得手书，以《革命评论》所述足下与俞明震交涉事来相诘问。”“足下献策事，则□□□言之。□□语不知得自传闻，抑亲闻诸俞明震者”。章太炎称其对吴氏批判并非意气之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谟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可见章太炎认为吴稚晖这样的人品不配讲无政府主义之学理。章太炎称吴稚晖“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49) 后《民报》、《新世纪》成为双方论辩的工具。1908年7月10日《民报》第22号刊章太炎复吴稚晖信，称：“前得手书，造次作复。今见足下复以此函登诸《新世纪》中，故复详疏本末以报。”“足下以直供《苏报》主笔让仆，抑足下入狱省视时，已自述行期，仓猝告别，既为逋逃之人，无从捕录，又何隐焉”。1908年8月13日，章太炎致吴稚晖信中除重申其在“苏报案”中招邹容入狱之理由外，评价吴氏称：“足下谓仆以一切秽词泄野蛮之怨恨，仆见足下所作《新世纪》，以秽词排斥异己者，南山之竹，不可罄书。”(50)面对章太炎主持《民报》一面宣传国粹，一面忙于与吴稚晖等的《新世纪》就“苏报案”恩怨、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是非，孙中山等颇不满。这其中既有两者对中国社会变革主张与思想策略之不同，亦有原光复会与同盟会固有分歧重现等因素。面对矛盾冲突，章太炎、陶成章决定重组光复会，拟到南洋筹款，而孙中山则将美洲和南洋同盟会分会改造成中华革命党。因各自组织的需要，孙中山与章太炎为在华侨中筹款及思想动员等事，终致水火不容。而双方此前就革命舆论之母《民报》问题已闹得不可开交。《新世纪》、《天义》参与其中，革命及其舆论动员呈现的镜像更加复杂，其中涉及国家、社会重建中的价值取向及政治利益抉择。 四、对域外无政府主义报刊学理及其媒介镜像的反思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传媒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以报刊为核心的近代传媒事业迅猛发展，为林林总总的政治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其中包含无政府主义等。无论是《天义》还是《新世纪》，其宣传的无政府主义皆有革命语境。所谓革命，既指思想上的革命意识，也指行动上的革命及其氛围。在近代中国，当革命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时则涉及革命舆论的建构，这又关涉革命话语对革命舆论的表述。随着政治思潮的演进，革命派对媒介的认知和运用，总体上较维新派成熟，但宣传方式又未必比维新派高明。而对“革命”话语的表述，则非为革命者专有，维新代表者严复、梁启超等皆对“革命”有所解读，在革命或改良的政治变革道路选择中，他们强调政治维新。相比较而言，无政府主义者章太炎则主张“以革政挽革命”。而由维新走向革命过程中经历的学理变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尤值得学人重视与反思。 晚清无政府主义主要源于域外的原始社会主义理论，域外无政府主义也分为多个流派。从地域角度看，晚清无政府主义可分为留日的“天义派”和留法的“新世纪派”。这两派无政府主义所依据的学理虽有所不同，将各自的无政府主义与“天演”哲学互相诠释却是一致的，对严译进化论皆有涉及。严复等人对欧美学问赞叹有加。随着国内主张改良与革命的分歧日炽，留英的严复与留法的吴稚晖等在进化学理上亦有歧见，这与英国的文化氛围倾向于改良而法国倾向于革命密不可分。留学者在进化学理上的矛盾与纠葛，反映经列强的战争威逼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时间次序造成学理认知上的纠结。其时，中国是先学欧美、再学日本，这也与中国先遭欧美、再遭日本打击有关。当然，日本的互助论主要精髓源于欧美，商务印书馆关于“修生”的图书目录有《自助论》，该书称：“著者为英人斯迈尔斯，日本大儒中村正直译之，以振起其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心，遂养成其俭朴勤苦耐劳之特性，识者谓功不在吉田、西乡下，信矣。今译为汉文，以饷吾国青年。”(51)可见互助论传播的本土语境。就传播的地理空间而言，对华社会通讯系统传播互助论的空间次序，其媒介镜像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国别的色彩。对国人而言，就有了西学中国化的过程。 从《天义》、《新世纪》所依据的西方理念来看，《天义》从日文翻译或转载了诸多的马克思、巴枯宁的思想。在宣传“原始社会主义”及互助论上，《天义》与《新世纪》并无多大差别。但日本所以引进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有其本土的问题意识，并非为中国学习日本而作。相比较而言，法国《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就在欧洲，这在地理空间上要比日本《天义》有优势。当然，空间的距离近并不意味着就能抓住思想精髓，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爆发大革命，多次革命运动在实践上试图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而报刊舆论表述人们对时政的种种不满与非议，无疑为现实生活中无政府主义状态找到了学理上的同构度。由此而言，《天义》、《新世纪》鼓吹无政府主义都有西方理论作参照，但“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更有原质原味风格，其时法国革命色彩也为《新世纪》的革命办刊方向提供了实践观照，只不过是《新世纪》的主要业绩在于吴稚晖等拿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接轨，而刘师培、何震等“天义派”则倾向将国粹与互助论糅合。《天义》、《新世纪》的沟通涉及早期革命者内部的沟通，分歧也属内部政治谱系在政治利益上的角逐。 总之，面对清末新政，中国海外革命党有自己对国家重建、社会重构的学理探讨。他们面对的既有改良取向的社会学理论，还有革命哲学“原始社会主义”理论。早期社会学重要的理论是社会进化论。“原始社会主义”后发生分化，部分革命者对政府表露的强权悲观、失望，无政府主义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取向，其核心人物克鲁泡特金主张互助论。无论是日本无政府主义语境中的《天义》还是法国大革命氛围中的《新世纪》，两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中都强调要重视社会，重视社会基础力量，特别是民众贫困生活的改变。与此对应的是要弱化政府，乃至于取消政府或政权，搞无政府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中是强调国家政权，还是偏重社会，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喉舌的《天义》、《新世纪》显然强调后者。在社会重建的学理架构中，两者都探讨了改良哲学中的进化论及无政府主义学理中的互助论，即两者的革命话语中充斥了对未来中国历史趋向的学理想象，只不过学理想象再度在报刊呈现中充满了日本、法国、俄国等异域的革命氛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