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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纪派”与进化论、互助论 从中国无政府主义流派来看，留日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参加了东京的社会主义讲习会，高峰时达百余人，少亦有数十人，重要骨干来自江浙等地，与光复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社会主义讲习会活跃期间，正值孙中山离开东京，而同盟会领导核心也迁往南洋。刘师培、何震、章太炎等利用《天义》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留日学生界的舆论阵地，实际上对孙中山鼓吹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思潮起了消解作用。 就无政府主义思潮而言，从互助论中采撷批判专制政权的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在学理上论述无政府主义，在留学生中影响颇大。主导这些思潮的舆论精英纷纷办起自己的刊物，1907年6月22日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于巴黎创办《新世纪》，后出版《新世纪丛书》第1集。《新世纪丛书》第1集第5册刊载译著《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包括高得文(Godwin)、蒲鲁东(Proudhon)、梯于格(Tucher)、道司道（特尔斯泰，Tolstoj）、司梯尔(Stirner)、巴枯尔(Bakounine)、克鲁泡特金(Kroputkine)等的简介、主要代表作及其论点。(28)不仅如此，《新世纪》第9、10号还发表“真”译的《巴枯宁学说》，第12～17期又发表“真”译的《克若泡特金学说》等。《新世纪》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风潮及俄国的虚无党也有连续译介，第53号刊载有“真”译的《万国革命之风潮》，同期连载《法国无政府党之一段历史》等。总体而言，中国留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新世纪》为中心，大力宣传俄国虚无党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以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思想，倡导互助论。 以《新世纪》编撰人员为核心的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本土革命也极其关注，《新世纪》第53号即刊载“汉口革命党麦西君来稿”（即《中国风潮》），第54号刊载《满洲政府之无赖可怜》、《革命学之精言》等，第56号的“本周世界纪念日”上刊有“十五日：一千九百七年秋瑾受死刑，是为中国女革命党受断头刑之始”。从其言论立场可见，《新世纪》是孙中山鼓吹革命的重要助手。 无论是“天义派”、“新世纪派”，还是孙中山等，都对互助论感兴趣，并试图以之弥补进化论蕴含的生存竞争学说之不足。戊戌变法后，革命取代改良，改良的重要学理是进化论，而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基础是互助论。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文化精英对《天演论》所阐释的进化与伦理的关系全面反思。针对进化论蕴含的弱肉强食式的生存斗争学说，《新世纪》鼓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尤以李石曾最为突出。正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指出的：“《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瀛（李石曾）发起的。”(29)李石曾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5至10号上连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李在译者序中称：“进化论学说初创于法之陆谟克，大成于英之达尔文。陆氏言境遇与遗传，达氏言物竞与天择，至达氏进化学说乃定。”论及进化论与互助论的关系，李称：“后人过信竞争。达氏亦未及自料。赫胥黎智尔辈于传达进化学说大有功。至于误点则不能谓无过。逮俄之学者开斯来柯伯坚Kropotkine（亦作克洛泡得金）继起，乃明进化不独有竞争为之一因。而互助尤其大者。”《新世纪》对中国国内进化论传播及其思想上的歧见亦很重视。相比较而言，严复宣传天演进化论，国粹派核心人物章太炎另起炉灶，提出“俱分进化论”。章太炎曾为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作序，其著作《五无论》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这对《新世纪》有一定影响。1907年，“民”（褚民谊）在《新世纪》刊发《金钱》，称：“读俱分进化论，不禁废书而叹曰，世界社会，果终于双方并进，永无众生平等世界极乐之日乎？……善不进，恶不满”，其因在于“为金钱所迷，不得不如是耳”。(30)他将章太炎的善、恶、苦、乐皆进化的终极根源，归结为金钱对人心的蛊惑。可见，晚清国粹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不解之缘，对“天义派”内部同仁的政治影响亦很清楚。 国粹派及留日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章太炎探讨了道德重建与革命的关系，而进化与革命的关系也是“新世纪派”探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907年，《新世纪》发表署名“真”（吴稚晖）(31)的《进化与革命》，对严复及其社会进化论极尽讽刺之能事，称“近数十年中国人之思想，因内力外力而变迁者，约可列为十派”。“新世纪派”对“变法维新派”评述称：“此类复杂更甚，然其思想、目的、手段亦无不同。……时人目为新学巨子者，有如马良、严复之徒……皆此类也。吾举此类，必有人疵其过于不伦不类，诬妄已极。盖此中之人，甚多思想至高明、言论极精当者。然此乃留声机器，不啻若自其口出，实无所动于其中。观于此类人，常迎合于不新不旧，其真思想可知。于进化之事业，若有意，若无意，其真目的可知。其行动，无所谓平和，无所谓急激，其真手段可知。”在吴稚晖看来，维新派的改良措施、目的、手段等，与激烈的革命相差甚远。因此，吴稚晖代表《新世纪》对维新派的评价是“谓己则曰妖言惑众”。吴稚晖不点名地批评严复：“吾知人所最不满意者，莫如位置某巨子。然某巨子之所学，发表于十年内者，积之在三十年前。何以前二十年中，做八股，吃大烟，种种腐败，既无异于恒人，且其充教习，当总办，言论风采，随在与时为俯仰。迨《强学报》、《时务报》出现，康有为以流氓无赖之气息，稍以诡奇之议论震动天下，于是某巨子始以为是无足道，而申酉之间遂与王修植、夏曾佑之徒，别树一帜于津门。在当时以理想论，自为大进化，而其地位实居于被动。此其故，因所积之学，不免为留声机器派，并未能尽其所学，造成自己心量，故蜡管虽较多，亦奚以为。”(32)“新世纪派”批判严复及其进化论的重要原因，是作为革命者学理的互助论，与维新派严复等所持进化论显然存在学理分歧。 吴稚晖等代表的《新世纪》，试图将“进化”与“天演”区别开来，意在和严复的“天演哲学”进行辩论。吴认为：“进化之速力、强力之度数，不以过去者为权衡，而与同时者为比较”。这是因为“进化”是相对于共时性而言，所以在“速力、强力”上就可呈现为激烈的革命形式。反过来，“天演”主要相对于历时性而言，“天演则不然，以猿与猿较，于是有较善较不善之猿之分焉”。因此，“天演进化论”语境下的社会变革无疑是渐进性改良，这是吴稚晖等“新世纪派”所不能认同的。其次，吴稚晖阐明进化是永恒的，“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无一事一物不进者，此天演之自然。苟其不进，或进而缓者，于人则谓之病，与事则谓之弊。夫病与弊皆人所欲革之者，革病与弊无他，即所谓革命也”。进化与革命的关系是“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可见，“进化与革命二者之密切相关，二者乃互助而非背驰。今有释进化为善，革命为恶者，是于进化与革命二者之性质未曾深求也”。故由进化规律可知革命的正义性，“地、生物、人、社会之进化，皆相因而来。若欲止一进化，则必先止以上之进化，此力所不能，故知进化必不能止，遂知革命不能免矣，因革命即求进化者也”。(33)进化与革命是什么关系？“新世纪派”核心人物吴稚晖称：“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一：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二：支那近年政治社会、思想之进化与革命”。(34) “新世纪派”批评严复的天演进化论绝非历史的偶然。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源于英国社会改良者斯宾塞、边沁等代表的功利主义学说，随着近代中国由戊戌变法的改良走向暴力革命，严复受到吴稚晖、李石曾与褚民谊等源于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也折射出世界范围内以英国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与法国革命哲学中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舆论精英思想上的交锋。英国是改良主义的温床，法国是革命思潮的故乡。英、法两国文化传统渊源及政治制度的差异明显，两者的新制度建构历程，与改良或革命传统有着内在关联。这对留英、留法的晚清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影响。严复与“新世纪派”的分歧，实际上是英法两国不同的学术传统在中国舆论精英思想上的交锋。后《新世纪》发表大量时政文章，论述革命与互助论的关系，有针对严译进化论之用意。“新世纪派”大力宣传克鲁泡特金等的著作，鼓吹互助论，倡导革命成功后消解政权，推行无政府主义。 对国人而言，域外无政府主义无疑属新思想。新思想昭示着近代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进化论、互助论被社会变革思潮不断地建构，这与近代政治变革的阵痛密不可分。报刊传媒利用进化论、互助论结合时代变迁不断地诠释，反映了报刊传播的西方学理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寻求理论支撑的历史变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