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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义》与《新世纪》：留日、留法者的政治舆论呼应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离不开舆论引领，而政治舆论不仅意味着民意，还涉及民族主义情绪。其时，包含互助论、进化论在内的多种舆论显然存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亦有竞争之意。大体而言，报刊鼓吹的互助论只是众多舆论中的一种而已，无政府主义舆论是与“原始社会主义”思潮相对而言的。在地理空间上，承载政治舆论的报刊也有本土与域外之分。就东京的《天义》报与巴黎的《新世纪》而言，两者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舆论建构上遥相呼应。例如，1908年12月5日远在法国的《新世纪》（第57号）刊载《日本无政府党之开场击鼓》，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赤色事件有深刻的描绘。《天义》报与《新世纪》既皆主张无政府主义，认为革命成功后，国家及政府都无须存在，体现民族烙印的语言文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新世纪》与《天义》报在主张世界语的问题上是一致的。1907年7月27日《新世纪》第6号发表了“醒”的《万国新语》，称：“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为此，《新世纪》又在第35、36号发表《万国新语之进步》、《续万国新语之进步》。而1907年12月30日《天义》第13、14卷刊载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记事》中就有“提议教授世界新语事”。(35)新的政治建构下的社会形态需要新的话语表达，在“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看来，世界语为无政府社会的话语沟通奠定了语言基础。 总体而言，留法或留日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手中的媒介资源，鼓吹各自的无政府主义的学理依据。两者又有联系，如刘师培、张继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于清风亭开会，幸德秋水以大阪平民新闻社之记者及日本有名之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员身份演讲，其演说词曾作《天义》附张，后巴黎的《新世纪》第25、26号（1907年12月7日、14日）予以刊载，主旨申述“社会主义中一部分之无政府主义”。(36)幸德秋水派的重要成员白柳秀湖翻译意大利马剌跌士达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1月张继从日文本转译成一卷，章太炎作序。张继因参加幸德秋水等领导的社会主义讲习“金曜会”(37)第廿次大会，成为日警追捕对象，流亡伦敦、巴黎。他很快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褚民谊等打成一团，参与《新世纪》编撰。1908年，张继致信继《天义》停刊后续办《衡报》的刘师培，称：“中国革命党生活程度太高，即如吾辈，亦纯蹈中等社会之恶习，较之欧洲革命党，实有愧色。欧洲富豪之生活，本非吾辈所取，至于革命党生活，则深可钦佩。彼党所居，均在工人萃居之所，如巴黎、伦敦之东境，均属工人住宅，即日本人所言之贫民窟也。”(38)又称“《天义》总需接续出版，因东方吾党之机关，除日人所刊《平民新闻》外，唯有此报……出版后乞寄《新世纪》社，此间同志定将新出报章陆续寄至《天义》社，爱尔卫《社会之战斗》系专提倡非军备主义者，已寄上矣”。(39)张继的信后刊载于《衡报》第4号（1908年5月28日）。《衡报》第10号（1908年8月8日）亦刊载《张继君来稿》，称：“弟今仍居鹰山共产村，大约情形，已刊《新世纪》报。”(40)可见，此时张继已为《新世纪》报的一成员，在政治派系上，是名副其实的“新世纪派”。 留法吴稚晖等主持的《新世纪》，与留日刘师培夫妇主持的《天义》报常相呼应，如吴稚晖因“苏报案”而与章太炎抵牾，刘师培夫妇后也与章太炎产生纠葛。正是利用章太炎、吴稚晖等旧有的恩怨，刘师培之妻何震遂将揭露章太炎投靠端方的所谓种种劣迹的信件，刊于《新世纪》。在解释西方无政府主义与国粹的关系上，《新世纪》与《天义》报则颇多分歧。《新世纪》多用西方新学的人文精神批判国粹的文化传统。1907年“民”在《新世纪》第24、26号发表《好古》、《好古之成见》，次年第28号发表《续好古之成见》，批判国粹派人物一度推崇的“西学中源说”，认为“一新理一新学之出现，必有其所以为新理之据，所以为新学之实适于时而宜于行也”，“非必求合于古人之所言，而后可以流行也”。(41)在《新世纪》看来，“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扬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扬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吾敢一言以断之曰，是受历史之毒”。(42)从其话语表述不难看出，其矛头指向1905年初在上海发起的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的喉舌《国粹学报》于是年2月23日刊行。刘师培、章太炎等是国粹派的灵魂人物。针对《新世纪》的发难，章太炎致吴稚晖信中称：“足下恶言国粹者，利人之愚。利人之愚者，将以掩己之失。（如以讲国粹属张之洞，讲吏治属曾国藩。此纯属门外语。张之洞以前，达官之讲国粹者多矣，张之洞提倡国粹，亦非甚力；但今之大吏，半起白徒，故名独归于张之洞耳！曾国藩惟稍善行军，岂尝讲求吏治？）”比照《新世纪》批点“古义实学派”，称：“此类在今日，如自命维新之张之洞等，甚而至于革命党中，亦有如某君某君者，其言论虽若有进，实则思想、目的、手段，常不离此派，即如主张存古及保国粹之类皆是也。”(43)论及“吏治民生派”，《新世纪》称：“此即魏源之徒为之代表，而曾国藩乃此中翘楚。今日存国中，稍执权势者，如冯煦等，乙类之张之洞等，皆隐隐自以为丙类。”章太炎认为论者为吴稚晖。(44)吴稚晖的观点偏颇是明显的，但张之洞钟情于国粹是事实，章太炎本人进入其幕府就是注脚。章太炎与吴稚晖在报刊上刊发书信有辩论性质，争论的焦点是“苏报案”中吴稚晖是否出卖章太炎及邹容，导致二人入狱，进而涉及对方为人、治学，即有关文人风骨的道德、文章的评论。 “新世纪派”利用《新世纪》抨击章太炎等国粹派有其政治目的，其中包含“新世纪派”在政治言论上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反对原属光复会骨干的章太炎、刘师培等。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属革命党内讧。同为无政府主义者，“新世纪派”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新学，并将其与无政府思想结合起来。相比之下，章太炎、刘师培等虽也常译介无政府主义，但更多的是将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宗法制度结合起来，注意农耕社会的背景。由此而言，“天义派”与“新世纪派”之争亦属革命党内部政治学理之争。章太炎认为，“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45)比照他们早年发起光复会，可见他们所谓“革命”之旨趣。章太炎、刘师培后虽加入同盟会，但光复会并没有取消。旧学新潮，成员之间抵牾是显然的。 三、学人纠葛与《天义》、《新世纪》的舆论纷争 《天义》、《新世纪》在政治舆论上的呼应及分歧，是中国革命内部派系离合的产物。近代报刊在舆论竞争中显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善于利用报刊及媒介网络进行舆论动员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利益攫取中往往表现得更为主动、活跃。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同盟会创办《民报》，鼓吹三民主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原光复会会员，虽然名义上也加入了同盟会，但侧重利用报刊鼓吹排满，是光复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就鼓吹革命的刊物而言，有宣传种族革命的，涉及排满，也有刊物鼓吹革命并不排满。诸如此类，语多分歧。总体上看来，《天义》、《新世纪》以无政府主义喉舌角色在报界出现，编撰者多为革命阵营中精研国学，或西学新知的舆论精英。 革命派宣传三民主义的旗帜是《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在宣传方式上以政治灌输为主。在孙中山看来，国人之所以沉梦不起，“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46)其首任主编是张继。章太炎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7月7日由孙中山主持加入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编，并参加“天义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研习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骨干，章太炎主持的《民报》很快与《新世纪》发生摩擦。 (责任编辑：admin) |